从臧荼到彭越：刘邦诛杀功臣的血腥之路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人越多，斗争便越残酷。古今中外，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人类历史的一大主题，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古代中国，这一点尤为惨烈。正所谓“能共苦不能同甘”，王侯将相有很多，皇帝却只有一位，杀功臣除隐患，似乎成了每个皇帝义不容辞的使命。要问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杀功臣最狠？刘邦无异于是个优质答案。

帝王嗜杀，总会被人们称为“残暴”，历史上，比刘邦杀人更狠的皇帝比比皆是，就从杀功臣这点来说，明太祖朱元璋绝对比刘邦残暴得多。明朝一代名将蓝玉被杀得不明不白，还惨遭剥皮实草被做成人偶，不但全国各地游展，朱元璋还下令赐给蓝玉的女儿收藏，手段之狠令人发指。相比之下，刘邦的手段比这要高明许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有个“好老婆”。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开挂”的时期之一，在500多年里，大家辈出，名家云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均出自那个时代。秦汉则踩在先秦时期的尾巴上，尤其是汉朝建立后，刘邦身边几乎囊括了天下名士和良将，阵容之强大堪称历史顶级。汉朝建立后，刘邦大肆分封，出手阔绰，仅侯爵就有140余位。

史家认为，出身草莽的刘邦懂得知恩图报，当他于丰沛起兵时，沛县守城的一个小兵为刘邦打开了城门，仅这一个举动，刘邦后来就封其为戴侯。然而伴君如伴虎，刘邦优待一个人并不是无条件的，这其中有个很大的前提——无论是功臣还是亲信，都不能对刘邦本人的权势产生一点点威胁。基于这个原则，汉朝开国功臣中有相当一批人遭到残酷清算，其中甚至有人被逼得不得不反。

首先造反的是燕王臧荼，从历史上来看，臧荼算是个投机主义者，他首先跟随燕王韩广，后投靠项羽，在项羽分封天下十八路诸侯时被封为燕王，随后又投降韩信，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汉朝初年，刘邦大肆清算项羽旧部，使臧荼惶惶不可终日，终于起兵造反。刘邦亲自率兵镇压，将臧荼斩杀，后改封卢绾为燕王。

卢绾的下场比臧荼好不到哪儿去，后者像是个投机分子，卢绾可是刘邦正儿八经的亲信。两人自幼相识，一块读书。刘邦起兵后，卢绾更是紧紧追随，虽然不同姓，二人当真亲如兄弟。卢绾可以出入刘邦的居室，他获得的待遇，是其他开国功臣所不敢企及的。即便如此，卢绾还是被刘邦生生逼得投奔匈奴。类似的还有韩王韩信，公元前201年，韩王信被匈奴包围，向朝廷求援。谁知刘邦猜疑他暗中与匈奴媾和，派人责备。韩王信怕被杀，当真献出都城马邑，投靠了匈奴。与燕王卢绾不同的是，前者尚能终老匈奴，韩王信却遭汉军追击，直到兵败被杀。

比起上述几位，接下来的二人的悲惨遭遇则是刘邦与夫人吕雉“智慧与手段的结合”。先说著名的韩信，说起中国历史上能征善战者，韩信总是榜上有名，甚至有人将其摆在兵家前三的位置上，仍认为他的统帅才华在历史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被低估了。刘邦与项羽大军鏖战时，手下谋士曾劝韩信拥兵自立，韩信犹犹豫豫，最终没有听从。另外，韩信野心很大，几乎就写在脸上。他多次要挟刘邦，只有在获取权位后才出兵援助，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刘邦搞垮韩信，称得上是其高明手段的一大代表作。刘邦两次召见韩信，第一次削官降爵，从楚王贬为淮阴侯；第二次被夺走兵权，后来干脆软禁于长安。韩信这样心存大志的人物，被刘邦整得郁郁寡欢，最后甚至装病不朝，然而这还不算完。正所谓物极必反，加上韩信本身并非池中之物，遂于公元前200年劝说老部下陈豨起兵谋反，企图里应外合，一击制胜。后来谋反计划被揭发，陈豨遭诛，韩信也被萧何用计骗到宫中诛灭。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称许诺，只要韩信抬头看得见天，低头看得见第，睁眼看得到铁器，只要有任何一样满足，都没人能动他分毫。君无戏言，然而吕后却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障碍：她下令将韩信装进黑袋吊到房梁上，让一群宫女用竹签将其慢慢刺死。

陈豨韩信作乱，无形中害了另外一位开国功臣，那便是梁王彭越。彭越最早是流寇出身，但在统帅方面却非常有手段。彭越最早在泽中一带发展势力，当刘邦从砀北上攻击昌邑时，彭越给予刘邦很大的帮助。项羽入关后，彭越手下以拥有万人的势力，却没有归属。公元前205年，彭越带着手下3万余人投奔刘邦，帮了刘邦大忙。刘邦当即拜他为魏相，开国后封梁王。陈豨起兵时，手下劝彭越也造反，彭越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听从。然而就是这一犹豫害了他，后来，彭越被告发有谋反的企图，他慌忙认怂，跑到刘邦面前想要澄清。刘邦念旧情赦免了他，削为平民，却被吕后擒获。

吕后将彭越骗回宫中，对刘邦说，放走彭越无异于纵虎归山，不如除之而后快。同时，吕后让彭越的门客再次诬告他阴谋造反，刘邦称“反形已具”，株连三族。彭越死后不但被枭首示众，身体还被剁成肉酱，分给其他侯爵和功臣品尝。此举直接导致淮南王英布不堪重压，起兵造反，终遭镇压。

有人认为刘邦很冤，他亲手杀掉的功臣都是有罪之人，大多起兵谋反，证据确凿；真正残忍的是吕雉，“人彘”一事可见其手段毒辣。然而，在短短7年内，出偏居一隅、几乎无作乱能力的长沙王吴芮外，所有的异姓王均被铲除，这样的结果是刘邦想看到的。这一点，我们从“白马之盟”中可见一斑：公元前195年，刘邦与群臣以杀白马方式订立盟约，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由此可见，虽然在分封时非常阔绰，但这些“外人”始终是刘邦的心头大患。

不过，客观地讲，刘邦铲灭异姓诸侯王的手段残忍，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对维护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先例，但极端利己主义的流氓政治，从刘邦和汉朝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