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中李杜优劣观的嬗变

李、杜优劣观，见之于唐人诗文，学界研究成果甚多。然而，其亦见于唐人选本。对此，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祜、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各有意”，概括指出了唐人选本中诗人优劣观及其缘由。纵观唐选本，其对待李白、杜甫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具体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河岳英灵集》，李、杜优劣观的滥觞。盛唐编选的《续文选》《拟文选》《文府》《古乐府》，因选本散佚，未知选录内容。芮庭章《国秀集》，止于天宝三载（744）。李康成《玉台后集》，仅存残卷。今观这两部选本，均无李、杜诗。这一时期，选录李白诗者为《河岳英灵集》。该集选李诗13首，序列上卷第二，位于常建后，王维前。其评李白“为文章，率皆纵逸”，与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任华《杂言寄李白》“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近似。其评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评价可谓至高。然而，殷璠声称所选者乃“河岳英灵”，其中却未选杜甫诗。

从《河岳英灵集》选诗迄止年代看，今有天宝四载（745）说，见《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殷璠集《叙》；天宝十一载（752）说，见《国秀集》后附宋徽宗大观年间曾彦和跋；天宝十二载（753）说，见宋刻《河岳英灵集·叙》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定位”。傅璇琮与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王运熙与杨明合撰《〈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等，皆考订殷璠选诗止于天宝十二载。以天宝十二载而论，杜甫四十二岁，已颇有诗名，其《望岳》《房兵曹胡马》《游龙门奉先寺》《龙门》《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今夕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等，均乃盛名佳什。

从诗歌活动看，天宝十二年前，李、杜二人已建立深厚友谊，李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有《赠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饮中八仙歌》。最值得关注的是，杜甫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诸公”为岑参、高适、储光羲、薛据。遗憾的是，诸人中，唯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

殷璠对杜甫的态度，也可以由岑参侧面管窥之。岑参小杜甫两岁，天宝十二载，其三十九岁。《河岳英灵集》选岑参诗《终南双峰草堂作》《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贻友人》《戏题关门》《观钓翁》（《河岳英灵集》作《渔父》）《茙葵花歌》《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春梦》。细读这七首诗，无论是题材，还是体裁，与杜甫传世名篇均有可比者。由此可见，殷璠视李白为“英灵”中之佼佼者，而未将杜甫纳入审美视域。

第二，《箧中集》到《极玄集》，李、杜并抑时期。《箧中集》成于乾元三年（760）。本年，李白六十岁，遇赦自夜郎还。杜四十九岁，寓寄成都。《箧中集》选诗，序谓“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若以“无禄位”“久贫贱”“丧亡”观之，李、杜皆符合选编条件。然而，二人均未入选《箧中集》。元结选王季友《别李季友》《寄韦子春》，后者见于《河岳英灵集》，题作《山中赠十四秘书山兄》。这首诗，与《河岳英灵集》相比，《箧中集》颠倒“依依舍北松”与“有情尽捐弃”一联、少“夫子质千寻”以后四句，文字亦有小异。尤其是，《河岳英灵集》序列王季友第六，位于张谓后、陶翰前。无论选诗、品评，还是排序，都不及李白。以诗名而论，王季友等人远不及杜甫。可见，《箧中集》对李、杜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箧中集》以后，今存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起至德元载（756），时李、杜均在世。高氏选诗，《四库全书总目·〈中兴间气集〉提要》谓其“如《河岳英灵集》例”，傅璇琮《中兴间气集·前记》亦谓“《中兴间气集》受《河岳英灵集》的影响是很显然的”，然而，其未选李白诗。选本所选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诸人，盛唐时至中唐前期虽有诗名，但远不及李、杜。同时，《中兴间气集》评钱起时说“文宗右丞，许以高格”评郎士元时说“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足见其对王维推崇。可见，在《中兴间气集》的审美视域中，李、杜二人地位尚没有王维高。

约元和中期，令狐楚纂《御览诗》，选刘方平而下迄于梁锽凡三十人诗二百八十九首。刘方平、皇甫冉，盛唐末已有诗名，韦应物、李益、李嘉祐、李端等，享誉大历诗坛。但诸人成就，远不如李、杜。然而，在《御览诗》中，李、杜均被摈弃在外。

开成三年（838），姚合选《极玄集》，序谓入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选本摘撷王维诗三首，次于第一。选祖咏诗五首，序列第二。对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集录》二著录《极玄集》，注谓“所载大力才子及刘长卿、朗士元等十五人，衲子皎然等四人诗、而冠以王维、祖咏”。可见，在姚合以“诗家射雕之手”审视盛唐群星，止于王维、祖咏，而不及李白、杜甫。

第三，《唐诗类选》到《又玄集》，杜优李劣时期。大中十年（856），顾陶《唐诗类选》，集佚。但《能改斋漫录》《艇斋诗话》等保留了部分资料，卞孝萱《〈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辑该书选杜甫三十首诗。又，《艇斋诗话》云：“唐诗人《小长干行》……《才调集》载两首。其一‘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是也。与前一首同载一处，皆作李太白作。惟顾陶《唐诗选》并载二分两处，‘妾发初覆额’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一篇张潮作，二者未知孰是？”可见，《唐诗类选》选录了李白诗。由选诗可以看出，至顾陶，唐诗选本已摆脱《箧中集》以还的李、杜俱抑局面。

虽然《唐诗类选》散佚，选本中选李、杜诗数量，以及二人排序位次，今已难知详情。但是，序谓“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却颇耐人寻味。中唐以还，文士称李白、杜甫为“李杜”。除前所引者，又如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然，顾陶称“杜、李”，置杜甫于李白之前，可见其对杜甫的推崇。

唐人选本中的扬杜抑李，亦见于韦庄《又玄集》。该选本编于光化三年（900），集内无品评，集序亦未言及李白、杜甫。但韦庄置杜甫为选本之冠，选诗七首。而置李白于杜甫之后，选诗四首。据此观之，韦庄对二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

唐人选本中的李、杜优劣观，为何会形成阶段性差异的特点？究其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选本主张的影响。选本编选家在选诗编集之前，总是要预定编选范围、审美要旨、选纂目标及选本效果等。对此，《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指出：“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论”，即指出选本的特点。如《河岳英灵集》称“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柳玄《同题集》，旨在编选省试诗，李戡选《唐诗》，以其“恶元和有元、白诗”，等等，不同的选本主张，必然会影响遴选内容。因此，《丹阳集》《中书省试咏题诗》《同题集》等，不可能入选李、杜诗什。

第二，选诗心态的干预。选本主张是编辑选本的前提，但是，在选诗、品评以及编次过程中，编选家的心态，往往会起着巨大作用。如高仲武主张“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但其选诗、品藻均有失公允。对此，《唐诗纪事》卷七十引郑谷诗谓“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又如殷璠称“纵权压梁、窦，终无取”，选诗过程中，正五品以上的文士，其未选一人。可见，因选诗心态影响，导致选编选者芟选品评与选本主张的背离。因此，《箧中集》《中兴间气集》等选本，以其选诗标准看，李、杜诗在遴选范围之中，然而，选纂过程中，编选家却将二人芟剪在选本之外。

第三，李白、杜甫地位的变化。盛唐时期，李白诗名颇著。除殷璠，高适、崔宗之、独孤及、任华、杜甫等，对李白均有很高的评价。中唐中叶以后，杜甫声名渐著。韩愈、元稹、白居易等，对杜甫评价甚高。如韩愈《送孟东野序》：“唐之有天下，陈子昂……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白居易《初授拾遗》：“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尤其是元稹，其《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叙诗寄乐天》等，均对杜诗予以高度评价。所有这些，必会影响文士的接受观。如孙樵《与贾希逸书》：“杜甫、李白、王江宁，皆相望于穷者也。”裴说《怀素台歌》：“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因此，盛唐选本崇李，晚唐选本的扬杜，应是文士接受观变化在选本中的反映。

除此以外，编集家所处的时代及文风、其自身理论及审鉴水平等，也会影响到选本中的李、杜观。如令狐楚《御览诗》，《四库全书总目·〈御览诗〉提要》谓其“去取凡例，不甚可解”“限于风气，不能自异”。又如《才调集》，集《叙》谓“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而选本选了李、元、白，却无杜甫诗什。如此等等，都可以管窥唐人选本李、杜优劣观及其衍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