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没资格提名白玉兰奖的秘密，无人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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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 白玉兰奖，张颂文为何不被提名

作者 | 邢初

编辑 | 吴擎

排版 | 刘亦琛

张颂文错失白玉兰，初是遗憾。紧接着被曝出，剧组压根没为张颂文竞逐“最佳男主角”单元报名。

与此同时，张译则凭借“安欣”一角，入围“最佳男主角”。

这让一拨观众的情绪，从遗憾演化成忿忿不平。

张译与张颂文，两人同样在《狂飙》中贡献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但却在奖项提名面前出现了待遇落差。

与提名情况相反的是， 大部分观众认为，相比正派警察安欣的角色吸引力，反派黑老大高启强更打动自己。

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

作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反派”，高启强的角色完整度、人格厚度与情感重量，都是不少同类题材里脸谱化的反派所不能及的。

“一个迷人的黑老大”，颇有种致敬经典黑帮片《教父》的意味。从戏剧技术层面来说，《狂飙》里不少情节也确实能找到《教父》的影子：着重描述反派的内心世界与个人情感，抽象的“恶”，与残酷的生存环境、个人的经历与情感互相交织，在人性层面让其走进观众内心。

由是，诸如“反派是否不能拿奖？”等争议，及后续白玉兰相关采访对此的否定，仍然再次带动了对“反派”角色艺术地位和价值的后续讨论，也推动着对影视作品如何呈“恶”的关注高涨。

曾几何时，国产剧里的所谓“反派”，常常连累着演员让人“恨之入骨”。

比如因扮演容嬷嬷而被公交车拒载的老戏骨李明启，比如《甄嬛传》里陷害姐妹的安陵容，比如在《我的前半生》里演了小三后被骂得不得不关闭微博评论区的吴越，比如《三十而已》里和已婚男共吃冰淇淋的林有有。

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迷人的反派”浮出水面。

除了《狂飙》里的高启强，还比如早年警匪剧《征服》里孙红雷扮演的黑道大哥刘华强，包括韩剧《黑暗荣耀》里冷峻狠厉的复仇者文东恩……对于他们的讨论，也逐渐去“二元”化，开始趋于复杂和多面。

或许首先得明确：张颂文的热度半年来居高不下，绝不仅仅是高启强的角色后劲使然。

《狂飙》剧照

戏外，演员张颂文呈现出来的“正派”人格魅力、他的温厚与真诚、被蹉跎的前半生经历与初心不变的艺术追求、与角色的高度完整性等，共同筑成了人们对他的喜爱与期待。

从“高启强”到“张颂文”，曲折的人设大转身，本身如《狂飙》“彩蛋”一样精彩。

而早在“白玉兰”的两个月前，张颂文在一条微博里回复网友：“（不论）什么奖都是一种肯定，我都会珍惜。但我内心有自己追求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能不是奖，而是你们永远记得那些我塑造过的角色。”

01

反派的障眼法

《狂飙》初期，随着高启强变得越来越迷人，不少观众产生了负罪感。

各式影评与社交平台上，你总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忏悔”和“自证”：我只是喜欢戏剧里的角色，如果现实中有一个高启强，我是一定会远离并唾弃的。

对应地，也有一部分认为，喜爱反派甚至视其为偶像，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是价值观的误导与道德的沦丧。

其实两类声音本质上并不矛盾，只是立场维度的不同。

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不论好坏、主次，职业编剧在创作时往往要为其写下剧情里不需要的冗长人物小传，包含童年、成长、家庭与重要经历等，以辅佐其性格的形成与行为的逻辑解释，也为了让人物在情节的枝头站得住脚。

高启强这号角色更复杂一些，他不是所谓“爽剧”里打怪升级、单纯让观众“爽”的主角，也不是单一的复仇类主人公。

他人生每一阶段的核心主题与行为动力都不同。比如，在经受屈辱与贫穷的阶段，没能经受住诱惑，而后续则是受权力迷惑之后的变质。

《狂飙》剧照

但不论在哪个阶段，他身上始终具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情感内核——为了至亲家人。

干净坏事却偏偏对爱情、亲情忠贞不渝，这种强烈的冲突与反差，往冷酷无情里掺入一抹浓烈的温情，是不少讨人喜欢的反派成立且长存的关键。

就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猛汉柔情的杀手，包括《钢琴家》里那个发自内心热爱艺术的德国军官。

在畸变、残酷的外界环境下，他们内心的温柔底色被长期压抑， 这层悲剧性带来的戏剧张力，远远超过二元的道德标尺。

高启强的悲剧性，则更具有一分中式美学意味。

最初，他为了家人走上不归路，接着笼络人心，化敌为友，也都是靠着内心那点温情和道义。

随着他在罪恶与野蛮的道路上一路狂飙，残酷的事变接踵而至，内心世界逐渐失控……

最后，被老默的女儿推到陌路，何尝不也是因为温情和道义的沦丧导致了注定的悲剧？这里面有一种情与义的因果报应逻辑。

也可以说，打一开始，人们喜欢高启强，不是喜欢他的狠，也不是所谓的爽剧代入感，而是朴素而实诚地，被其内心深处的情感道义所打动。

从“因”到“果”，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高启强身上发生的所有转变和成长，几乎集集有变化，人生每一阶段的心态与挣扎、困境与情感转变，不多一分，不少一寸， 让坏人先成为“人”。

就像透明敞开的后厨，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个余味无穷的角色是如何炼成的。

《狂飙》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好人变坏，还是坏人变好，都是塑造人物丰富性和故事厚度的杀手锏。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改邪归正后，经受的道德碰撞与过往价值观的残余，同样能营造出十足的烈度。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好人变坏还是坏人变好，迷人的反派角色往往都属于非官方的权力上位者。要么本身是底层，要么是从底层步步往上爬，以反常规的方式坐上食物链顶端的“狼人”。

《狂飙》里，最惹人厌恶的“反派”不是高启强，而是官场老虎赵立冬、王秘书和龚开疆等人。他们的“恶”，通过犹如大象踩死蚂蚁一般轻松的绝对权力差距来实现的。

与高启强这种黑化的“坏人”相比，无处不在的“赵立冬”们，更多属于戏剧脸谱里的“小人”，是丑角。

小人和坏人，二者皆属于反派，角色印象与艺术地位，却历来大不同。

02

是坏人，非小人

时至如今，观众已经很少会用正派还是反派的“二元论”来判断一个角色。这些角色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现实讨论空间，都源于他们的人性真实与复杂性。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伪装者》里的王天风，《无证之罪》里宁理饰演的李丰田，等等。

文艺作品里的所谓“正反派”，往往是以现实世界的道德法则划分的价值象限。具有乐于助人、宽厚善良、积极上进、博爱温柔等特质的，被视为“正派”，具有自私自利、心狠手辣、冷漠残酷等特质的，则属于反派。

祁同伟/图源：《人民的名义》剧照

但不论在艺术还是现实中，绝对的正派和绝对的反派都难以存在。而绝对的反派更难被现实认知。

要么是漫威灭霸式的超英式反派，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里，一切行动都是合情合理的。

要么，被设计为精神疾病患者、非常人的存在。比如福尔摩斯的老对手，以犯罪本身为乐的莫里亚蒂；比如蝙蝠侠里的小丑，把破坏作为毕生事业和理想，专为反抗主流价值而存在，是一个绝路上的罪恶行为艺术家。

而即便是吃人狂魔汉尼拔，编剧也为其创造了一个悲惨、扭曲心性的童年，以丰富人物的层次与立体度。

《汉尼拔 第三季》剧照

只不过，在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影视作品里，绝对的好人常常作为主角，加上童年价值观和认知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正反派”的区分都非常简单粗暴——与主角做对的就是反派，是坏人。

不论是《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里疾恶如仇、替天行道的主角们，还是琼瑶、偶像剧里满怀真善美的年轻男女，要么厉害得不真实，要么善良得不真实，人生路上处处是胜利，生活中样样可原谅。

但在记住这些圣人主角的同时，我们也记住了《小鱼儿与花无缺》里为爱痴狂的蛇蝎美人江玉燕，记住了《仙剑奇侠传》里磊落敞亮、对爱痴情的大魔头重楼，再往后到10年代，国产剧进入新纪元，《甄嬛传》里娇纵跋扈的华妃至今还有人夸。

大多数“带感”的反派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我行我素，干坏事干得磊落大方，杀伐决断。他们不屑于正统世界的道德法则，但同时也不屑于利用正派的秩序来为自己谋利。内心的恶之来源，要么是复仇，要么是巨大的利益，要么是天生坏种，以破坏和毁灭为乐。

此时，他们依循的生存法则更像是一种原始、血性的江湖秩序。所谓江湖，一个充斥着血雨腥风、以暴制暴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角不可能“干净”“纯良”，但生杀予夺大都有着明确的来源，而且都是敞亮的、不遮不掩的恶。

尤其是在涉及不公、特权、欺凌等情状时，一个内心能量被释放出来的人，未必就是“坏人”，而一个历经悲惨与凌辱却依然积极向善的角色，反而虚假得惊悚。

电影界有个极致的代表人物，《电锯惊魂》系列里的竖锯。一个生命将至终点的老头，用自己的残暴方式，让行不义之事而未得到法律惩处的人纷纷付出血与肉的代价。

《电锯惊魂8：竖锯》剧照

而纵观几十年来的文艺作品里，似乎从未有一个小肚鸡肠、两面三刀的“反派”被人们铭记甚至喜爱。

那些嗜好蝇头小利、贪生怕死的小人，多以寄居强者作为人生目标。这类角色也往往被塑造成战争片里的叛徒、影视剧里的小三、封建时代的奴颜媚骨，等等。他们亦惹人厌恶，但永远不可能让观众产生深处的情感震动。

扎针的容嬷嬷、挥拳向妻子的安家和， 这些靠演技给一代人留下童年阴影的反派，大多将暴力施向更弱者，既是“坏人”，也是“小人”。

从这个维度看，高启强是带着一点“小人”性质的“坏人”。

他的“小人做派”，在剧中主要体现在两处情节：一是为了抢夺莽村项目谋害无辜工人李青的父亲李顺；二是为了权力和保护伞将真正的道义君子谭思言杀害。

高启强“变坏”的部分被给予了太多扎实的描写和铺垫，这些令人咬牙切齿的“小人”情节，让观众对人物动机有更深刻的体会。

而在情感层面大幅度让位给了他对家人的责任与深爱，且后者是他所作一切的动力，尽管手段并不合法，也是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要素和感情抉择。

因此，观众自然就更容易代入到高启强的角色中，由此影响了对角色的评判权。

03

允许“真实”的胜利

英国作家福斯特在文学批评集《小说面面观》里，将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类型。

“扁形人物”又称“类型性人物”或“漫画式人物”，即可以被几个有限形容词高度概括的人物；“圆形人物”，则承载着更深层次的人性嬗变和命运曲线，他们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粒沙，一页注脚，挑起观众对社会、环境的审视。

当观众们开始用“圆形”“扁平”去区分角色，而非情绪至上的“好”与“坏”，甚至因此反过来推动创作的立体和丰富，影视作品就越是能贴近真正的文学与艺术，越能为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扮演镜面，提供养分。

在构成人物吸引力的诸多要素里，真实性，首先在感性层面起作用，是居于理性道德价值之上的。

现实世界里，没有人的心是透明玻璃做的，总有阳光找不到的角落，总有肉眼看不见的隐秘罅隙。那里未必藏污纳垢，但鲜少能完全抹除人性的基本弱点，比如虚荣，自私，怯懦，等等。

另一个参考维度，是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一些曾被钉在“反派墙”上的著名角色。

那些小时候让我们感到厌恶、恐惧的所谓反派角色，时隔多年后再看，发现“平冤昭雪”了。

比如琼瑶剧《又见一帘幽梦》里，因男友出轨导致车祸最终截肢的姐姐绿萍，她的歇斯底里，她的仇恨与愤怒，在当年的我们看来简直是恶魔。

但如今看来，真正可怕的，是剧中传递的“爱情大过生命”的价值观。

《又见一帘幽梦》剧照

又如《情深深雨蒙蒙》里傲慢刻薄的雪姨。带着新时代的视角回看剧情，作为上海军官的其中一个老婆，雪姨看似咄咄逼人的言语背后，其实藏着太多幼稚的“正派主角”们所看不见的人间真实。

对这些角色的反思，也满足了观众童年时代被压抑许久的叛逆自我，且触碰到了长期未曾得到解答的困惑：究竟什么是恶，什么是善？

被设定为主角的人，做一切都是真与善的吗？

从幻想里走出来，直面和索求真实的人性，摒除二元价值观，不是“反派”的胜利，而是这届观众的胜利。

回到这次争议中心的“白玉兰”，与奖杯擦肩而过的高启强，被人们期待也好，同情也罢，也许真正的后劲儿在于：时隔半年后，当人们再想起张颂文，发现他已经离“黑道大佬”老远，回到了复杂而生动的真实生活里。

张颂文生活照/图源：@张颂文 微博

今年五月，有人给张颂文的微博留言：“希望老师身边从此以后不再有坏人。”

张颂文回复道：“所有的坏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只会从别人身上找出问题，不值得为了纠正别人浪费时间，希望大家都把时间放在过好自己的日子上。”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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