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干盒里的“宝贝”

本文转自：解放军报

饼干盒里的“宝贝”

■项志明

姜 晨绘

那天，年近90岁的母亲独自坐在床边，捧着一个陈旧的饼干盒专心致志地看着。

“妈，里面装的什么宝贝啊？”我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都是些老物件。”说完，母亲将饼干盒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床头柜里。

第二天，趁母亲外出散步，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了那个饼干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个用红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我好奇地打开了它，映入眼帘的竟是我多年前寄回家的一封封厚薄不一的家信。信的开口都很整齐，显然是用剪刀细心剪开的。每个信封的右下角都编着号码，最后一封是136号。这些家信的下面，还夹着一个小本，里面贴着一枚枚从信封上剪下的“义务兵免费信件”三角戳，正好136枚。那些三角戳红红的，排列得非常整齐，如同一团团跳动的火焰。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猛地震颤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立刻涌遍全身。

1991年12月，我参军入伍。出发前，母亲帮我整了整军装和背包，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到了部队，就快些写封信来，让家里放心……”

我登车前，母亲又气喘吁吁地从不远处的一个杂货店里跑来，手中拿着一摞信封和信纸，边往我挎包中塞边说：“这信封、信纸你带着，部队管理严，出来买怕不方便。”想了想，她又说：“要是训练紧张，就写简短些，哪怕三两句话也行……”

“嗨，知道了，知道了！”我急切地打断了母亲的话。当时的我，正沉浸在穿上军装的兴奋中，根本无法体会母亲的心情。

那天，我们这些新兵在亲人们不舍的目光中出发了。我探出头去，和母亲挥手作别。母亲紧跟汽车跑着，边挥手边喊道：“记着来信啊……”

入伍不久，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家信的分量。父母的来信，总是厚厚的，不厌其烦地询问伙食怎么样、训练苦不苦、和战友们相处好不好，字里行间流露着关爱。艰苦紧张的训练之余，捧读那些厚厚的家信，一股暖流便会在我心底久久荡漾……

那时，每次来信，连队通信员总是先发给班长。为了激励我们加强体能训练，班长定了个规矩：来了家信，必须连续做完30个俯卧撑才给。每回收到家信时，大家做俯卧撑都特别有劲，一边做，一边眼巴巴地望着班长手中的信。那时，我写的家信篇幅也很长。因为新兵连训练很紧张，自由支配时间很少，我每天只能抽空写上几行，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天。最长的一次，我花了一周多才写成，密密麻麻有12页，装进信封里沉甸甸的。

日子过得很快，我渐渐褪去新兵时期的青涩。每次匆匆铺开信纸，那种恨不能写上几天几夜、把大小事一股脑儿向家人倾诉的感觉，似乎淡了许多。家中来信却依旧，母亲总忘不了在信尾添上一句话：“有空就回信，要是忙就少写些。”

1994年，我考上了军校。在新环境里，新兵时对家信热切盼望的感觉，仿佛又回来了。我坚持每周给家里写封信，和父母说说军校的事。后来，由于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我写家信的周期便越拉越长，内容也非常简短。1995年，家中安了电话，我平时有事就跑到学校的电话亭打电话。随着许多现代化通信工具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家信便彻底“断档”了。

那天，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我，竟没注意到母亲已散步回来。

“妈，我正在看你藏在饼干盒里的宝贝。”我说。

“嗨，能有啥宝贝，都是那些年你写给家里的信呗。人老了，没事时看看这些信，也挺有意思的。”母亲笑着说。

那一刻，望着母亲苍老的脸庞和满头的白发，我觉得眼睛涩涩的。这一封封记录我在军营里成长的家信，成了母亲这么多年的情感慰藉。

那天，母亲又将这些“宝贝”收进了饼干盒，并重新放回了柜子里。我知道，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一定会经常拿出来看看，心里牵挂着我，回忆着那段欣喜的收信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