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息夫人在古代民众心中的形象

息夫人被称“桃花夫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美女，出生于陈国宛丘（今河南淮阳）。

其实从古代文献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十分看重女性的妇德，凡是贤妻良母的女性在各个群体中都能得到普遍的认同。相反地，能够对“国”与“家”造成威胁的女性都被贬斥为“祸水”，由此产生了“祸水”的女性形象。

而息夫人除了正面的“节烈”形象外，还有负面的“祸水”形象。下面我们将结合传说来分析息夫人的“祸水”形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与其说是“祸水”，不如说是“红颜祸水”更为准确，它通常是用来比喻漂亮的女子是祸害的根源。这是自古就有的一种观念，商朝的灭亡就是归在女性头上。

据传武王在灭商之后，还将妲己的头颅挂在城墙上，附带一白旗，上书：“祸商者，此女也。”以昭示女祸的危害，警戒后人。更多时候，它被用来指美女贻误国家、祸国殃民。

在古代，真正能对国家或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女性其实大多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她们的容貌、才情、能力、身份都可能招致他人的垂涎，引来祸患。

客观来讲，能够达到“红颜祸水”这个程度，那必是美艳无比，而息夫人确实符合这个条件。从息夫人本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息国、蔡国、楚国这三个国家的命运都跟她有莫大的关系。

于是，后世便从息夫人本事中，衍生出息夫人美貌的传说，以及她的美貌是如何招致息、蔡、楚三国纷争的传说。

在息夫人的降生传说中，就有反映息夫人之美貌的。与英雄人物传说一样，历史人物进入传说以后，通常也具有某种神异性，可能他出生时天降异象；可能他拥有超凡的智力或者美貌，也可能他武力惊人。那么息妫的出场也必然是不平凡的。

据息夫人的后人柳岸女士所说，传说息夫人出生时，正是残寒未退的正月，其父公孙杵臼路遇一处桃林，发现整个桃林的桃花全开了，煞是绚丽，于是为她起名“桃花”，人称“桃花公子”。

后来，嫁于息侯，又因其面若桃花而被掳至楚国，成为楚文王的夫人，人称“文夫人”或“桃花夫人”。也有人说息妫出生在深秋，却满园桃花盛开。而且她一出生就引来百鸟朝凤，额头上还有类似桃花的印记，就好像是桃花成仙一般。

民间便以桃花之美艳来比之搅动三国纷争的息夫人，这满足了民众对息夫人所有美貌的想象。如果这个“红颜”的身份也很高贵，那么，引起各国觊觎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息夫人出生陈国，是陈国的公主，后来嫁给息侯成为君夫人。息夫人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也就成了众人指责的对象。

“祸水红颜”为昏庸无能的男性统治者背负骂名。吊诡的是，息夫人以“祸水”的形象出现的同时，在某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一些人不承认她是祸水，而认为她实为“贤妻良母”。

民间传说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文学样本，凝聚着普通民众的情感倾向。在民间传说中，息夫人其实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女性妇德，贤惠良母就是妇德的典型代表，它超越时空和阶层，直到今天仍是各阶层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尺。

翻阅经典或者地方民间故事集，就会发现，关于贤妻良母的故事多如牛毛，孟母三迁、徐（庶）母大义、岳母刺字、孔母授学、欧（阳修）母画荻、陶母剪发退鱼等等，无不彰显着女性德行在民众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

而且传统戏剧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也就是说，只有妻子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才能使家庭和谐。在古代社会，“贤妻良母”主要用来称赞女子非常贤德智慧、爱子持家、教子有方。

息妫长到七岁时，喜欢种树，特别是桃树。也因为种桃树改变了她的人生。妫氏给小桃树浇水、为它们松土，让它们茁壮成长。可以看出，母性的本能让妨氏像对待孩子一样，给予这些小桃花精心的呵护。

后来，桃花仙子趁她休息时，进入她的梦中，感谢她“延续了俺们的后代，我怎能不谢呢？”。她回头就看见那“五棵小桃树，枝叶一摇，活动起来，眨眼变成了五个少女。她们面似仙桃，白里透红，浓眉大眼，水灵圆润。”妫氏把小桃花们照顾得很好。

自此以后，妫氏越长越美，嫁给息侯以后更是以“桃花夫人”称之。人们以“桃”喻指女子，强调的不只是她“灼灼其华”的美貌，还有她“有費其实”的生育能力。

息夫人对桃树细心呵护其实就是母性的潜在表现。息夫人由丑变美，还在嫁人后被称为“桃花夫人”，而桃花又是“宜其室家”和“有費其实”的代表，分别对应着贤妻良母的两种表现——贤妻和良母。

所以我们认为，息夫人的这则传说，就是暗示了世人对于“贤妻良母”女性的一种赞美，也可以看作是对女性群体的一种劝诫。

可惜的是，息夫人嫁入息国的时间太短，否则，也会留下良母的传说。息夫人看到了楚国对息国的“虎狼之心”，力劝息侯关心国家大事。

为了让息国强敌的窥视下得以保全，息夫人还提出了应对策略“联陈蔡以抗齐楚”、“倡耕织强国富民。”

传说息夫人嫁给了楚文王，成为文夫人后，劝课农桑、推崇新政、参与平定“子元之乱”、辅助幼子称霸，极大地促进了楚国的发展，将楚国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但这类传说只有粗线条的勾勒，并没有传说的细节。虽然在历史与传说中没有她教育幼子的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在历史与传说的夹缝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位母亲的坚强背影。

“贤妻良母”则是儒家文化从品德上所给予女性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评价，女性应该成为贤惠的妻子，成为育子有方的母亲，是男性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期待。

因此，赞美美息夫人为“贤妻良母”，或是斥责其为“祸水”，其实质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由表及里的需求。而女性只有遵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需求与规训，才会被认可。

息夫人形象在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存在认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内部因素是性别差异所导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外在因素是这两个群体与女性联系程度的区别，以及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心理。内部因素方面，性别的差异会形塑不同的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进而促使两性的社会地位渐趋不平等。

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的迥异使各自进化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女性普遍比男性敏感。由此，整个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就会据此对他（她）们的角色扮演有所要求。

我们可以称其为“角色期待”，期待男性“勇猛的”、“有野心的”、“有主见的”、“独立的”，期待女性“善良”、“活泼”、“可合作”等等。

显然，男性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拥有优势，掌握着主导权。精英阶层之所以对女性的贞洁如此看重，主要是因为男性权威主导着话语权，女性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地位低下。

但是女性又是有“野性”的，所以要让女性安于家室，就用严苛的女性妇德来约束女性，宣扬女性无才便是德。

而在民间，普通百姓由于经济状况大多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负责“传宗接代”，又要参考社会生产劳动，还要协调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关系。所以，女性在民间的作用尤为重要。

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特别推崇的女性典型，是中国古代传统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它既符合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需求，也符合女性自身的生理条件和心理诉求。

私有制产生以后，男性需要解决其财产问题，所以就有沿续生命，支配财产的需求。而女性由于孕育生命的生理条件，所以天然具有母性的本能。

于是，男女由母系氏族社会的合作关系渐渐地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关系，抚养和教育子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性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古代，因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各种限制，将女性“边缘化”，进而驱赶至狭窄的家庭；一旦她们想要挣脱这种束缚，就会得到很多人的非议。

所以，家庭成为了女性能够保存自身，并且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量的空间，这也是女性唯一被普遍认可的、可以满足她们心理诉求的空间。这就使得“贤妻良母”这种女性评价标准获得双重肯定。

相反地，“红颜祸水”则是被儒家文化所排斥、所批判的女性形象。而这种女性形象通常是着眼于国家大义，是部分精英阶层所关心的，普通百姓更关心的是生存问题。

就息夫人传说而言，这种形象基本上存在于个别群体中，主要是一些精英人士，他们掌握着文化教育的权利，与普通百姓界线分明。

外在因素方面，一方面是普遍民众和精英阶层与女性的联系有程度上的差异。精英阶层因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对女性保持一定的警惕，所以，他们与女性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

所以“红颜祸水”的息夫人形象，不过是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被扣在头上的灭国原因的“替罪羊”。

古代他们往往离不开女性，但又对女性所可能带来的不好影响产生恐惧。虽然男性时时刻刻都提防着身边的女性，但是往往在铸成大错之后，女性会变成男性遮掩过失的“替罪羊”。

战争年代，大国尚得为求自保不得不治国图强，作为小国国君的息侯却不居安思危，整日沉湎于酒色歌舞，可想而知，亡国是其必然会走向的归途。

指责息夫人“红颜祸水”，覆灭两个国家，其实是将国家的灭亡归罪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没有话语权的女性身上。它折射出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既极端依赖又深怀恐惧的心理。

无数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醒他们，要保持对女性的警惕。实际上，这背后暗藏着春秋时期，周王与诸侯国、诸侯国之间、贵族之间、以及诸侯与贵族之间的政治博弈，远没有她想得这么简单。

而后世又基于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红颜祸水”观念被渐渐固化。总之，男性将国家的灭亡归罪于女性的美色，其实质就是把女性“物化”为政治牺牲品的对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心理，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对安全感极度渴望，而不确定的事情会让人类感到非常不安。当不幸，或者痛苦发生的时候，人类本能地就会去寻找原因来解释这一切。

如果找不到原因，他们甚至会创造出来一个原因，也就是替罪羊。比如当年黑死病爆发的时候，死了很多人，但是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些这病死的人当中，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们一生谨守教规。于是，就出现了信任危机，人们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这时，教廷就指出，肯定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女巫。“我们”都是被邪恶的女巫害的，而这些女巫就是那个时代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