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亲和隔代称

本文转自：合肥晚报

□戴健

谚语云：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生来就笨，尤其是那些绕圈子的“急转弯”话题，听了也一时半刻“解不开”。记得十年前我已年过六旬，某天在防城港市吃罢中饭，接待方女主人到我们车前送行，她说她的娘家就在我们将要去的北海市，很想过去看妈妈。我当然热情邀请她上车，可她说：“不行哟，分不开身，我晚上还要陪人家女婿睡觉呢！”

一行人道别后上了中巴车，七八分钟转入高速。我终于忍不住发感慨了，“你们看这里多开放，连晚上还要陪人家女婿睡觉都和客人讲！”有人问我，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说我真不知道，车上的人都笑喷了。原来是“众人皆醒唯我独醉”，有位女同事只好给我“普及”：“人家是说晚上还要照护儿子，他终归要成为别人的女婿!”

这类称呼的巧妙“戏说”，反映了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往往让人“一头雾水”又“豁然开朗”。不过，现实生活中该首先考虑照顾上一代还是下一代，中间一代多半“犯难”，而祖辈则不需要选择，直接向孙辈倾斜，这就是“隔代亲”。

“隔代亲”多指老年人待自己的孙辈格外亲。科学研究表明，“隔代亲”能使老年人的精神得以慰藉，甚至还会焕发起他们尚未泯灭的童心。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智力蜕化、精力下降和心理稚化，他们已很难跟上年青一代的脑筋和步伐（这在手机和互联网上尤其突出），于是“心有旁骛”，转向孙辈。再一方面，老一辈总觉得过去生活简单艰苦，儿辈没少吃过苦，现在生活好了，但对儿女的控制力减弱，共同语言在减少，于是把物质和时间投向第三代，甚至溺爱。正所谓“含饴弄孙”“子孙绕膝”，“天伦之乐”也！

考“隔代亲”一词最早出现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儒家典籍《礼记》就有“君子抱孙不抱子”语，可见由来已久，目下已成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40年前我第一次去二里街文园拜访作家彭拜。刚落定便听到敲门声，随后是“西门奶奶好”的童稚声。那时我还不知道彭拜夫人刘玉鸣令名，心想莫非她复姓西门？彭拜解释，这外孙女爷爷奶奶住东门，我们这外公外婆就叫“西门”啦！

30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在女儿谈婚论嫁时，他开出的“条件”是，你家娶我女儿可以，但若生儿子必须随我姓，钢琴我买，学费我出，看似大方又近乎苛刻。好在对方明事理，同意。他心想随你姓就随你姓，终归改不了是我家孙子的事实。合肥人多半有“见外”忌讳，不想被呼为“外公”“外婆”。倒是我的外孙是北方人，他来我家则喊“姥爷”“姥姥”。我虽“坦然”，但也想这“隔代称”有可能会小了一辈，因为合肥话“姥姥”即姑姑。

合肥“张家四姐妹”中，唯小妹充和出生在上海，也唯她8个月大时就由叔祖母带回合肥老家。叔祖母是李鸿章侄女，嫁给张树声次子张席珍，因无后抱养充和，其实是养祖母。她倾其所能将“隔代亲”首先用在对孙女的教育上，以致孩童时代充和在听闻母亲病逝前都一直以为是养祖母生的。张家李家都不缺吃不缺喝，充和的“开蒙”从四书五经读起，并由两位重金聘请高人给她“开小灶”。只是这种学习，使得她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1928年军阀张宗昌的部队久攻合肥城不下，于是调来飞机撂炸弹，正在学《论语》的她不知道怕还感到好奇：“这断了线的风筝这么大，声音这么响！”翌年养祖母辞世，16岁的充和回到父亲和姐弟们的大家庭中，“隔代亲”结束。

最典型的例子是杨振宁家的“隔代亲”。1951年7月上旬，父亲杨武之收到振宁发来的儿子已在美国平安出世请求爷爷命名的电报，当即复电给长孙取名“光诺”。他希望将来能光耀于诺贝尔奖的遗(wèi)孙之愿，想不到仅过6年便由儿子提前实现了!1957年夏，杨武之从上海飞赴日内瓦与杨振宁小家三口相聚，其乐融融，爷孙俩格外亲。6岁的杨光诺对爷爷的关心甚至超过杨振宁，小家伙每天起早观看爷爷用酒精灯和药物测试尿液中血糖的变化，然后向爸爸报告：“Itisnotgoodtoday,itisbrown.”（今天不好，是棕色）或“Itisverggoodtoday,itisblue.”（今天很好，是蓝色）。如此看来，血缘关系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