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年代话“习俗”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蔚青

《从北京到北平：清末民初的士人生活记忆》方彪 著 团结出版社

当一个社会由一种形态步入另一种形态的时候，必然会经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而这种演化的渐进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从形而下的“器物”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理”。

从1898年至1928年这三十年间，“是中国历史上骤变、巨变的时代”，北京城内发生了众多作用于后来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方彪先生在《从北京到北平：清末民初的士人生活记忆》中以“住”为例，梳理了当时北京市民生活“西方化”的过程：始于家具西化，继之以内饰西化，然后是安装电灯、电话、自来水，接着是对传统四合院的改造和改建。书中在收集梳理大量文史资料与作者亲闻之事基础上，紧紧围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通过衣、食、住、行、茶酒、礼仪、金榜、宦游、仕途、节令、会馆、大婚、大寿、大殡、大雅十五个部分，生动呈现了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时期政府迁都南京期间，北京地区士人群体日常生活的“众生相”。

就文化层级传递的角度而言，北京士大夫文化处于皇家文化过渡到市井文化的重要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就文化历史传承的角度而言，作为“时之圣者”，北京士大夫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立于时代的潮头，总是主动或被动地探索新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北京“民俗”之外，尤其关注京城的“官俗”，这是《从北京到北平》的一大特色，尤其是第十章“节令”中，浓墨重彩地集中描写了京城官场中的节日和时令习俗，十分有趣。总体而言，在方彪先生看来，老百姓生活中的“俗”围绕着“用”，官场上的“俗”则重点在于“饰”，这就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所谓的“习俗”，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着自己的行为模式。

方彪先生十分重视揭示社会转型年代京城士大夫物质和精神生活习俗变化背后的历史脉络。比如“吃”，作者通过厨子、座次、吃法、饭团、拼菜、工作餐、送餐、外卖、御膳、吃货、饭馆等告诉我们，吃饭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交行为，吃饭的方式反映着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食物的品质则反映着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者以黄酒和“柳泉雅集”为例，揭示出清代官主政、师爷主事、差役办事的行政结构与京城饮食文化特征的内在联系，以及酒文化与诗文化的互动。天地人“三才碗”“四季茶序”，则反映了典型的清代官场习俗。

说到“住”，作者告诉我们，清代许多王府府第的建筑等级“不达标”，这其实是为臣之道；而文武百官在这之外还要遵守“居京之道”。来自外省的封疆大吏之所以多下榻于寺、观之中，是为了免于私邸的应酬、旅馆的喧嚣、会馆的是非、安家的麻烦，更是为了减少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京城官员之“住”，既有建筑格局之别，更有规制礼数之辩。种种讲究之处，不禁令人感叹：这真是“京师居大不易”啊。在方彪先生看来，四合院是农耕文明的一种载体，它使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得以处于同一街区之中而又相对隔离，形成了京城独特的民居文化。作者将京城的会馆分为试馆、仕馆和商馆三类，指出“九州一统朝京阙”，反映出中央和地方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会馆既是地方文化的辐射点，也是京师文化的吸收点，在推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和近代新思想产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西城区社科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