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少年得志中年被贬，客死异乡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柳宗元在柳州为官四年的政治生涯中实践了他部分的政治治理思想，并

得到了柳州当地人民及其继任官员的推崇。

上任后，针对柳州出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各种弊端，通过施行以儒家文化为主、佛家文化为辅的文化改革，以“人本治理”思想为主，

推行一系列改善民生、解放奴婢的人本治理措施，推动了人民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引入佛教思想，改善民风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

既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也是中晚唐政治家之一。

柳宗元在朝廷中被认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即属于改革失利派，两度遭贬以致贬谪到柳州刺史。

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柳州属南蛮之地，风土人情差异大、语言文化习俗不相通。

但是他通过具有实权的刺史一职真正实现了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达到了他先前急切入世的政治目标。

一到柳州，柳宗元便向宪宗皇帝李纯呈送了《谢除柳州刺史表》，

表示要认真地宣传和谨慎地执行朝廷的命令，竭尽全力治理地方，

使得“皇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间于华夷。”

在柳州任职期间，通过推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革新利弊，最终促使蛮荒落后的柳州“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

柳宗元以儒家主张的“德政”治理思想为导向。“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是柳宗元治理地方的主要思想，

即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通过以民为本的各项治理措施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具体的措施包括：一是在他上任柳州刺史后，针对柳州文化落后，人们打杀劫掠、争斗行暴的彪悍民风，柳

宗元以教育方式宣扬儒家“礼治”思想，即着手修葺了损坏的孔庙，

并刻立《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碑石以记之。

由于先前唐玄宗李隆基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后，儒学“正统思想”地位已确立。

柳州也在柳宗元的改革下成为推行“儒家”思想教化的治所。

二是推行儒家的“仁政”思想。

例如，宋代的刘斧曾在其撰写的《刘子厚柳州立庙》一文时著述道：“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柳州地方事务）。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

以致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

”三是加强法制与行政管理，推行以法治辅助儒家的“仁治”思想。

通过这些措施，柳州落后的风貌有所改善，经济社会有所发展，推动柳州营造起“人去其陋，而本于儒。

孝父忠君，言及礼义”的社会良好状态。

除崇尚儒家“礼治”、“仁政”正统思想外，柳宗元还通过宣扬佛教的“向善”思想教化当地百姓。

柳州一带越地的少数民族，自古迷信鬼神而且轻易杀生，蔑视教化而不讲仁义道德。

当地百姓有病不就医，而是迷信鬼神、巫术，滥杀禽畜，以求消灾解难，

正如“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这种风俗导致当地人口持续减少，田地废弃荒芜，禽畜也很难繁殖增加。

这种情况下，如果运用礼仪道德来扭转人们已有的根深蒂固的原始落后意识形态，效果甚微；

如果采用刑罚来约束，人们就会趋利避害出于本能的自卫逃跑躲避。

只有佛教僧侣遵守并传播佛教教义，可以顺应百姓的心理、习俗，起到辅助教化的作用。

于是他主持修复了被烧毁近百年的大云佛寺，让僧侣们“击磬鼓”。

应用佛教戒杀的主张和讲究好善乐施的道义，引导百姓改掉滥杀牲口的陋习，教化百姓，同时发展教育。

柳宗元认为佛教可以指引人们的精神信仰，但并不认为佛教是万能的，要使百姓少患病，根本的方法是提高医疗技术。

说明了柳宗元运用宗教辅助教化民众是一种手段，坚决提倡科学地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打井取水，改善民生

在政治方面，柳宗元实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以打井为例，柳宗元到柳州时，

柳州当地人生活用水十分困难，但是柳州人从来不敢打井，因为迷信打井会破坏风水。

民众往往都是用一种腹大口小的瓦罐去从江河里取水。

江岸陡峻，取水艰难，到了旱季，取水路途更加遥远。下雨天，取水途中因路滑而跌倒的不计其数。

人们既抱怨取水困难，又迷惑于迷信的说法（当地百姓认为打井会破坏所谓的“龙脉”，坏风水），终究没有进行打井取水。

柳宗元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到柳州的第二年三月份，柳宗元与谈康和尚、副将米景等人经过考察选址，命令在城壕边打井，历时一月，

找到大量泉眼以及重组的水源，一举解决了柳州城内民众的饮水困难。

他的这一举措，推动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人一连连打了好几口井，促使世世代代经年累月挑水打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

由此解决了柳州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此外，柳宗元还把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做法扩大到方方面面民生工作上去，

例如，为了推动地方发展生产，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动力“凡辟地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

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倾”

。通过柳宗元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

后来韩愈在为其过世后撰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载述到：

“（经柳宗元团一番治理）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字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

通过柳宗元一系列革新社会利弊的改革措施，柳州这个城市的气象从此日新月异。

而且，柳宗元实行类似打井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改变了柳州当地人民喝水取水的生活方式，

还改变了当地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又有利于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

解放奴婢，改革弊政

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柳宗元改革了当时柳州盛行的奴婢风潮。

解放奴婢从本质上看是反对少数民族地区封建社会中残留的奴隶生产方式而言的。

它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政治与经济产的发展。

当时，岭南一带存在“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就是用子女做抵押借钱。

即约定到期不能偿还，等到利息积到和本钱相等时，就把抵押的子女没收，永远成为债主的奴婢。

在柳州的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大多数劳动人民交不起租税，还不清债务，被迫以子女作抵押品，而且到期无力赎回，最后沦为奴俾。

见此情形，柳宗元下决心改革弊政，发布政令，“革其乡法”，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规章制度，

即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直到工钱足以抵消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时，就可要求债主归还被质押人的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

此项措施在柳州一带推行，仅一年时间，就使上千的奴婢获得了自由。由于此项措施卓有成效，管辖广西其他各州的观察使也将柳宗元的这一做法予以推广到广西其他州，

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进一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发展。

这一做法正如近现代美国的废奴运用一样，只是柳宗元的这一做法在君主制的时代背景下更加合理可行，而且，是利于债主和奴婢两方面主体利益的。

同时，通过货币的借贷流通和劳工计时等制度，这些措施也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柳宗元组织当地人民新建了一大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民生工程。

当时，柳州身处“南蛮之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严重滞后。

当时，柳州市城外却有着大片的荒地，柳宗元身体力行，

并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与组织乡间邻里的闲散劳力，

一起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当地的生产。

在柳宗元的组织和带领下，柳州可耕地面积大幅增加。

同时，柳宗元还着手施行有利于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例如，为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柳宗元组织官员、民众开垦、植树、修路。

柳宗元上任不久，曾登上柳州城楼，吟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发出了对土地荒凉的惋惜之情。

于是，在大云寺内辟地若干亩，种植树木若干，种下翠竹三万，菜地百畦。

他到柳江江边，亲自参加植树活动，种下一批柳树，绿化城市，并作诗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又如，他还率领行政官员，州衙全体成员在柳州城西北隅“手种黄柑二百株”。

拉开了当时柳州开荒植柳树、种果的序幕。由此，柳州一带呈现“香柑遍地，绿柳成行”、“柳候泽惠，万世流芳”

一派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社会美好景象。

最后，他的生态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

即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大街小巷卫生环境，大量修筑庙宇、亭子，建设起一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柳宗元只担任了柳州四年的地方行政官，在边远的地方，他做出了一番政绩，

但由于官场争斗，仍然埋没了他本可与文学成就相媲美的治世才华。

在他逝世后，柳州的地方官员谢宁、欧阳翼、魏忠等于第三年为其建立了罗池庙加以祭祀，并请时任户部侍郎的韩愈为其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以赞扬其政绩。

宋徽宗应柳州地方官“因民之情”的申报和请求，将其封为文惠候；

南宋高宗皇帝又加封其为文惠昭灵侯；元朝的泰定帝又加封其为文惠昭灵公等等。

结语

柳州元的人本治理思想和政治抱负在柳州这一地方得到了实现，

更是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可供后来管理者借鉴。

正如柳宗元在其《岭南江行》中阐述的“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表明了他尽忠职守、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

他践行了所主张的一系列革新管理思想，促进了地方的生产发展，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他的治理思想改善了民风与民生，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式，优化了城市生态环境，

最重要的是，他的地方治理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之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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