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见深在位期间，有哪些为政举措

朱见深，即明宪宗，明朝第八位皇帝，在位共23年，年号成化。他是明英宗朱祁镇长子，生母是孝肃周皇后。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朱见深被立为太子，景泰三年(1452年)被废为沂王。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朱见深再次被立为太子。天顺八年(1464年)登基即位。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9月9日病逝，终年41岁。庙号宪宗，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葬在明十三陵的茂陵。

主要成就

缓和矛盾

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明景帝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景帝帝号，追谥“恭仁康定景皇帝”，重修景帝之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

政治清明

朱见深任用李贤为少保、华盖殿大学士，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位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

荆襄流民

荆襄流民是元代以来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

成化年间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政府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抚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西南起乱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孟密》一文。最后指出，“夫孟密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威宁之狱

早在天顺中，石彪镇大同，请置城于威宁海，不果。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黑石涯之战、收橐驼城的胜利后。成化二十年，李晟上奏威宁海、河套可耕可牧，请置城移民，因以荐用旧臣，非所宜言，降调为通判，下锦衣卫狱。致使后世明朝北虏之众凡有三窟，一屯河套，近延绥;一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一屯北口青山(开平兴和附近)，近宣府。连岁窥伺。其中以威宁海部最强。

绝道海路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撒马儿罕使臣由陆路贡狮、海道回国，又从海路入贡过程以及明廷的反应。表面上这是皇帝、宦官、政府官员对贡狮和贡路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中后期明朝对朝贡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由于明朝大臣竭力反对，帖木儿王朝来华贡路复归于陆路。明朝也由此丧失了加强海路贸易的机会，为以后葡萄牙人东占满剌加留下了空隙。成化太监韦眷占极大因素。

三大弊政

西厂

西厂始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皇庄

从明代洪熙年间[73]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1464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恢复马政

明初的马政也在经历了明宣宗明英宗明代宗后开始败坏，为此，朱见深设立了纳马赎罪，将纳马赎罪正式归于司法条例，正因为如此，明代马政在成化时期恢复了元气，而马匹的增多，也对明代北方军队机动性提升奠定了基础。

朱见深在位初年，国家经济与政局处于动乱中，在土木堡后由于谦建立的十团营制度，被复位后的朱祁镇废除，天顺八年，朱见深一上任就为此整顿军队，从在京部分入手，从天顺八年到成化二十一年，多次整顿军队，并且确立十二团营制度，将在京四十万部队划分为一等精锐团营与次等候补军队，如有老弱，均相互填补，清查军中劳役等状况。[64-65]对于有劳役重负以及隐匿等情况的军，人，明宪宗进行相关减负以及清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