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犀牛”

本文转自：江西日报

□ 张小圈

《恋爱的犀牛》（以下简称《犀牛》）于1999年6月首演，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孟京辉作品，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部话剧。记得第一次看这部剧还在大学时代，学校礼堂窄小的舞台上矗立着一座“世纪大钟”，学生话剧团里尚带稚气的男女生们高声吟唱“爱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不堪一击”，一板一眼地复述着那些经典台词。这是我看过的对剧本还原度最高的一场演出，甚至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删改其中关于千禧年的描述，这种尊重和真诚使得呈现出来的效果格外动人。最后一场，明明被蒙着眼睛绑在椅子上，马路坐在她身边，再次发问：“我怎样才能让你明白我如何爱你？”然后将犀牛图拉的心脏和自己一并献给明明，平静地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的东西”。满脸泪水的明明此时正与马路形成镜像，他爱她，她不爱他，她爱他……爱而不得是人间的常态，也是无解的死循环。因为非专业演员青春的加持，一切懵懂和疯狂变得更加合理。观众不会追问这些执着和挣扎最后会结成怎样的果实，只要此时能相信“人是可以以二氧化碳为生的，只要有爱情”，这部戏就可以完美落幕。

再次遇到《犀牛》是在2009年盛夏的上海。上海大剧院华美的外墙上高悬着演出海报，男女主角迷茫绝望的神色牵引着我。我赶紧跑到售票处问询，却被告知演出票早已售罄。仰望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海报，近在咫尺的错失使我心里有一种空落又懊恼的复杂情绪。几天来四处游玩的快乐堆砌得好高，这时却坍塌成深不见底的遗憾。我看着市中心往来的路人，他们并不向这张海报多投一瞥，但我却着实羡慕每一位。他们生活在一座离戏剧更近的城市，能够呼吸到《犀牛》演出时那甜蜜而忧伤的空气。我只是一名游客，只能祈愿和《犀牛》的下次相遇。

没想到时隔7年，又见到《犀牛》是在家乡南昌。这次的演出场地设在红谷滩会议中心，毗邻风景优美的秋水广场，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观众。从演出预告开始我就激动地盼望着，但实际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散文诗般的台词显然为观众的理解与共情设置了门槛，何况把微小细密的情绪放在庄严的大会堂里展示，恰如把精巧的盆景置于广袤平原上一样违和。隔着一排排纵深延展的座位和暗涌般没有停歇过的交谈，剧中尖锐浓烈的感情被一再稀释，甚至让我对熟悉的剧情感到隔膜。家门口的这次演出意外地令我失望了，戏剧的魅力在于即时演出中演员和观众形成的一种微妙磁场，很可惜，在这个夜晚，这种“场”并没有构建成功。

最难忘的一场《犀牛》正是在这之后不久遇到的。临时决定要去北京，我首先想到查询蜂巢剧场的演出安排，恰好当时《犀牛》正在开票。顿感幸运，终于可以在这座孟京辉导演特地为这部剧重新改建的剧场中观看《犀牛》。相比南昌的场次，这次演员和布景都未做改变，但由于是小剧场的原因，当灯光熄灭，马路刚说出第一句“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便觉得与剧中人的心跳合上了节拍。我当时怀着的第二个孩子已7个多月，在幽暗的剧场一角将手心放上隆起的腹部，与正在长成的胎儿一起感受这些坚持与偏执、希望与无望，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奇妙感受。当第二十四幕灯光亮起时，明明着一袭红裙被绑在椅子上，舞台上淌满了水，剧场的天花板上也用塑料薄膜盛满了水，沉甸甸的，像是随时会倾泻而下。马路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角落抽完了一支烟。我后来经常想起这个情景：湿漉漉的空气，忽明忽暗的一星火光，以及欲说还休的万千情愫。一切都触手可及，却美好得像一场幻梦。当马路说出“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时，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孩子出生后，为了纪念和他一起看过的这场难忘的演出，我曾极力主张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一个“犀”字，终究还是没能如愿。但我一定会告诉他，他看过的第一场话剧是多么优秀。

3年后的冬天，我在上海艺海剧院重逢《犀牛》。这座剧院的第五层是孟京辉话剧作品在上海演出专用的先锋剧场。以前也来过这里几次，印象最深的是那部直梯，隐匿在一楼的角落，总是要等待很久。门打开的瞬间会感觉到一种压抑和沉重，瑟缩在人群里呆看着上行的楼层数变化，快要到达时总会猛地震荡一下，然后在一阵尖叫中轰然开门，很有些为观剧气氛铺垫的跌宕。这一场演出几乎毫无亮点，不出错地完成了，却让人记不住。散场后我穿过寒冷的街道，去对面的全家便利店吃关东煮。不一会儿几个年轻的身影也闪了进来，欢快地讨论着最近热门的零食。我认出其中一位是刚才饰演红红的演员，她明媚的面容脱离了舞台的烘托，似乎也显得平常了许多。我突然也对多年来反复观看的《犀牛》有了新的了悟，聚光灯下的获得和失去、亲近和离别，有时近得仿佛只在一念之间。而生活持久而平稳地继续着，情感霎时的惊涛骇浪，会被轻易推演得看不到一点水花。但执拗如我，还是习惯从《犀牛》观照自身，保留“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那样的勇敢和纯粹。

下一场的《犀牛》和我会约在何时何地？我期待着精彩的演出，更期待那时能成为愈发丰沛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