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作战指挥模式新变化

本文转自：解放军报

把握作战指挥模式新变化

■王 健 董 伟

战争之变呼唤指挥创新，科技之变支撑指挥发展。随着现代战争系统的日趋复杂、高新科技的深度耦合，传统作战指挥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只有适应这种指挥变革，才能更好地提升指挥效能，切实掌握战场主动权。

战场态势自主感知。随着侦察技术的发展和侦察体系的完善，强大的信息获取与传统的情报处理能力“倒挂”，给战场蒙上了新的“迷雾”，加之虚假、碎片信息混淆视听，容易使指挥人员在“自我纠缠”中分散精力、误判态势。据统计，美军1架“捕食者”无人机1天获取的数据信息就需要近20名情报人员来分析处理。未来作战情报保障必将实现自主感知态势、智能处理信息。智能系统运用数据处理技术对语音、图像、视频信息进行自主识别，从海量非结构性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对高价值目标或时敏目标进行“触发式”报警；运用算法技术从历史数据中挖掘规律，对比当前搜集的情报信息，有效辨别情报真伪，预判敌方行动趋势；按照需求主导的原则，将情报自主精准推送用户。

指挥机构虚拟分散。指挥机构是组织实施作战活动的中枢，也是对抗双方首选打击对象。传统指挥机构空间位置相对固定，上下层级职责界面清晰，指挥信息串联流动，任何一级指挥机构遭受破坏，将瘫痪整个指挥体系。未来作战指挥机构基于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网状构建，个体形态由“依车建所”分散为“一人一终端”，信息流转由“逐级传递”升级为“同步按需发布”，不同层级指挥机构、指挥人员可根据战场态势变化灵活授权甚至转移指挥权，指挥机构的功能分散配置在全网各节点，指挥体系无固定“中心”。特殊情况下，一线分队指挥员甚至可以直接融入战略指挥网，参与战略决策，申请战略资源，指挥效能更高、组织运行更活、生存能力更强。

指挥方式灵活赋权。现代联合作战体系庞大、参战力量要素多元、跨域联合协调复杂、指挥控制时效性强，传统的集中指挥严重制约决策效率。尤其是传统“由一线分队提出需求，再经过上级多层级指挥机构向上申请，由战役指挥机构协调其他军兵种下达指令，而后再逐级回落到一线分队”的跨军兵种临机协同环节过多、回路过长，难免会面临降维失能、指挥中断的风险。未来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向战术末端延伸部署，联合资源向交战一线下沉配置，将采取“多级同步掌握战场态势、联动进行任务规划、快速选定可用力量、自动生成行动计划、授权一线协调控制”的指挥新方式，尽可能赋予一线分队指挥员更多指挥权，既最大限度发挥各级主观能动性，又切实提高末端协同时效性。

指挥决策人机交互。现代战争筹划任务重、协调难度大，指挥作业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传统的人工决策方式已经难以应对。研究表明，以往战争运用手工作业时，指挥员需耗费85%的时间进行重复性、机械性的作战计算、决策互动，用于谋划作战问题的时间仅有15%；而利用基于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决策后，指挥员用于创造性思考的时间增加至85%。未来作战指挥决策必须大量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人脑+外脑”深度耦合、“定性+定量”优势互补、“艺术+科学”相辅相成的人机交互决策。智能系统基于打击平台的战术性能、当前状态，自主分配任务、规划路线、管控频域空域，最大限度承担计算任务；基于战场态势，自主拟制可供指挥员参考的处置方案。战略决策层位于“回路上”，控制“开火权”；战役指挥层位于“回路中”，创造性构想作战场景、方案；战术行动层位于“回路下”，末端执行指令。

指挥运行联动实施。现代战争已经进入“秒杀”时代，“即侦即打”已经成为现实，“以快制慢”成为关键制胜机理。谁指挥循环快，谁就能占有主动权，控制作战节奏。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决策周期从二战时期的3天压缩至8小时，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美军作战杀伤链由1小时缩短至5分钟。传统的先筹划再指挥模式已经无法跟上对手决策速度，未来作战必须边筹划边指挥，以高效决策支撑高效行动。或可按照“作战筹划、行动控制、后台支撑”三大模块编组运行，筹划模块负责预判战场局势发展、筹划设计下步行动；控制模块负责调控作战行动、处置临机情况；支撑模块负责为筹划和控制两个模块提供情报、通信、后装等专业化保障。三大模块按作战流程、指挥流程并行作业、联动交互，最大限度压缩筹划决策到指挥控制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