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仲永的父亲把他送去童子科

拔苗助长地擢拔人才的“窄门”，被唯一的买家——朝廷把守着，于是诸多想走捷径，迅速致富的家庭，自然把自己天赋还算好的孩子，加紧训练。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东部，有一座海拔1278米的山峰，它没有庐山那么有名，但是它的名字或许让人感到好奇：神童峰。山中有一种鸟，唤“神童鸟”，常在林间啼鸣：“父望子成龙，父望子成龙”，相传这是宋代神童方仲永变的。在江西，神童可远不止方仲永一个。

神童方仲永

950年前，江西有一个有名的神童，叫方仲永。方仲永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的家里，从小聪明可爱，天资超群。五岁时，有一天，他拉着父亲的衣襟哭闹，非要笔墨纸砚不可。父亲被他逼不过，只好到村里唯一的穷秀才那儿借来文房四宝。仲永破涕为笑，手握笔管，一首五言诗就从他的小嘴巴中冒了出来：

大海四方方，乌龙蟠中央;若遇天才手，飞出写文章。父亲听得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狂喜地对着苍天连连磕着响头。一个五岁的山里伢崽，没受过任何教育，天生会吟诗写对，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久，山里山外，人们纷纷谈论：“山里出了神童!”

自从有了仲永这个能吟诗写对的儿子，父亲乐得闭不上嘴，整天驮着仲永走街串巷，炫耀卖弄。人们也像观看什么宝贝似的，只要仲永一出来，就要他当场咏诗，有钱人还给几两碎银子。有一次，父亲驮着仲永来到一个镇上。一位老先生想考考仲永究竟神不神，出了一句上联：“子骑父当马”。谁知仲永想也没想，高声答对：“父望子成龙。”众人哗然。那位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赞道：“神童，神童，真神童也”!

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那时也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那年他随父亲到金溪舅舅家探亲，曾经会见过方仲永，王安石有意试试仲永的诗才，看见一个伙计正在劈柴，便念道：“钝斧劈柴，三杈四桠，柴开节不开”。仲永瞥见一个厨妇正在切藕，随口答出：“快刀切藕，七孔八窍，藕断丝不断。”王安石一听，很是佩服。

但是，等王安石十九岁那年，第二次到金溪时，再问起神童方仲永，人们告诉他：神童已经不神了，作不出诗，写不出对，和普通人一样了。王安石问明原委，十分感伤，写了一篇短文记叙此事。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文中有一段是这样的：“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之于人者不至也。”

王安石的意思是，方仲永的通悟，是先天的，但是后天的培养方式不对，这才造成了这个悲剧。

神童各有特长

宋代，像方仲永这样的神童并不少。段祐之，开封人，十一岁会背四经，宋真宗赐予“童子出身”(即经由朝廷“认证”的神童);邵焕，睦州人，十二岁会做诗赋，真宗任命为“秘书省正字”;重轲，南康军平民子弟，六岁能背易经，而且会用易经占卦，真宗赐予童子出身;徐世长，楚州人，十二岁能背五经，真宗赐予童子出身;徐世昌，徐世长的弟弟，八岁能背三经，真宗赐予童子出身;朱天锡，饶州人，九岁能背七经，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赐钱五万;朱天申，朱天锡的哥哥，十二岁能背十经，神宗赐予童子出身;朱君踄，饶州人，九岁能背六经，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赏赐丝绸二十匹;朱君陞，朱君踄的哥哥，十岁能背十经，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赏赐丝绸三十匹;朱虎臣，饶州人，十岁能背七经，并且能射箭，能排兵布阵，高宗赐予武职官衔“承信郎”;张揉，饶州人，九岁能背九经，并且能做古体诗，高宗赐予文职官衔“迪功郎”……

这些神童各有特长，不过大多数都是靠背诵经书上位的。背诵堪称宋朝神童的速成大法。曾经有一个名叫万顷的孩子毛遂自荐，说他会写诗，皇帝指着黄金痰盂让他写一首，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这种孩子大概只会“写”一些精心准备过的诗。前面列举的神童名单中，好几个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饶州。饶州位于江西，是宋朝出神童最多的地方，也是家长要求孩子背书最严厉的地方，某些家长为了把孩子培养成神童，不惜把孩子吊到树上去，那正是饶州一景。一旦成了神童，就能绕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平步青云。这种心态，甚至导致了家长的迷信行为。起过床，洗过脸，吃过早饭，按照宋朝特有的风俗，小朋友们需要做两件事：“以葱系竹竿上，就窗内钻出窗外，谓之开聪明;以彩线系蒜，悬于心胸之间，谓之能计算。”

父母喜欢过早“催熟”孩子

中国古代，“神童”也不是宋代才有。从唐代开始，朝廷专门设置了“童子科”，即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所设的考试科目，凡1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者均可应试，每卷试诵经文10道，全通者授官，通七以上者予出身。这在今天看来，相当于10岁以前就参加“高考”。

那么古时江西的父母为何这么喜欢过早“催熟”孩子?这和整个江西对科举考试的热爱也有关系。整个科举制度延续的1300年，共产生了700多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而江西省的进士数量占到十分之一还要多，约1.1万余名，数量居全国第一。這1.1万名进士，足以说明了江西人好学的风气。在这些进士后面，肯定有更激烈的秀才和举人竞争。江西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真是太难了。因此，这也让很多父母产生了走捷径的想法，何不通过“童子科”试一试呢?

上文中提到的饶州神童朱天锡，“九岁能背七经，神宗赐予童子出身，并赐钱五万。”可能对饶州父母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欧阳修的女婿庞元英曾在文章中写过朱天锡的故事，“四月初五日，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十一，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者。是日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观者数百人，此童讽诵自若，略无慑惧。后数日，召至睿思殿，赐五经出身。昔晏元献公名贯抚州，近年何正臣名占临江，皆童子举。江南多奇伟，亦山川之秀使然耶?”

背个书几百人旁观，真正称得上是明星了。或许正是这种风气的存在，让饶州的神童“产业链”尤为发达。从1001年至1173年江西童子举30人次，饶州共21人次，抚州4人次，庐陵2人次，吉州、临江军、南康军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1124至1173年江西童子举共23次，其中饶州19人次，这说明江西童子举在南宋时期这五十年里近乎两年中一次，饶州尤其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拔苗助长地擢拔人才的“窄门”，被唯一的买家——朝廷把守着，于是诸多想走捷径，迅速致富的家庭，自然把自己天赋还算好的孩子，加紧训练。有人会问，方仲永的父亲为何不让其去参加童子举而博取功名呢?方仲永的致命伤，是不能背诵经典，只能做诗，这可能是得不到州县学官推举的原因。没有基层举荐，不过五关斩六将，那皇帝的御试也是得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