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科举人数增加15倍，为何依然被农民军和满清碾压？

1644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因为如果封建王朝有爽文模板，那一定是大明。

首先，大明得国最正。

朱元璋既不是前朝重臣，也不是皇亲国戚。

在开局“只有一个碗”的条件下，硬生生的把曾经地表最强的蒙古骑兵赶回了草原老家。

从北以后，草原部落没有能征善战，只有能歌善舞。

其次，大明武德充沛。

大明皇族有御驾亲征的优良传统，王越、于谦这样的文臣以武功出名，甚至连女将比如秦良玉、沈云英都出了一茬又一茬。

如此之多的正规女将在二十四史中都罕见。

所以大明国祚近300年，很少受外族欺负，即便明末千疮百孔，但是皇太极仍然对大明心存忌惮，数次议和，不敢南下。

最后，大明也是亡于自己人手里。

第三，大明经济发达。

海上贸易极其繁荣，大量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白银流入明朝。

从1567年到1644年，通过海外贸易流入明朝的白银总量大约为3.5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如果加上走私和其他渠道，可说明明朝占有全球白银总量的一半。

巨大的贸易顺差深度的刺激了明朝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江南一带。

朝廷还专门成立了江宁织造府，雇佣许多计时工来剪桑、织丝。资本主义开始在此萌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消逝的过程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迅速。

明朝崇祯帝在皇宫后的煤山自尽仅仅40多天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完成了明清两朝的更替。

但这并非是一次突然事件。

我们可以看看，在大明朝灭亡前夕，有哪些严重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科举系统的狂热。

在明朝末期，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为了竞逐士绅身份拼命努力，却无暇从事实际生产或深入学问研究。终其一生只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参加科举，取得功名。

而有资格成为生员或秀才的人一般是有一定家底的，因为在十五世纪后半期，大明朝廷开始出卖监生资格，购买者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官吏。

所谓监生，就是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放到现代的话你可理解为花钱就能买本科文凭，以此来参加国考省考。

如果买不起监生，很多富农还会选择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成为生员。

一旦有了这些身份，那地位就远远高于普通农民，可以享受到免于徭役的特权。

当然了，这些花钱买来科举考试资格的人，指望他们能真正中举也不太可能。

于是，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的城镇，形成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群体。

他们打扮艳丽，举止浮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遍娘化。

而这群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达官贵人的注意。

根据谢肇折的说法，同性恋从晋代开始在中原出现广泛流行，公元3世纪末曾盛行一时，所有士大夫都热衷此道。

到了宋朝，由于道学的兴起，同性之风衰落了，但到明朝末期，特别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江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又再次兴盛起来。

并且这种风俗还传到了北京，京城的酒店里也出现了许多小唱，专门为士大夫进行各种服务。

士大夫们对此也趋之若骛，并且还喜欢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一度形成攀比之风。

说到这里，你肯定会觉得这些上流人士的特殊癖好，跟大明朝的灭亡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很大，因为这昭示大明王朝已经陷入严重的“文化空心”。

而这种状态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戾气这么简单，它可能会酿成整个社会的滑坡和悲剧。

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陷入科举狂热和沉溺于龙阳之好的这群人。是大明朝的知识分子和士绅富贾，妥妥的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

这群人的使命是什么呢？

是带领整个国家的进步，是塑造社会的三观，是作为榜样存在的。

而这群人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所有人觉得整个社会没有基本的善恶好坏，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和欲望服务，没有丝毫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导致整个国家，“群体降智”。

这点在朝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

大臣们经常为自己的平庸无能辩解，对朝廷的困境表示痛心疾首，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制度改革，只能提出简单空洞的计划。

比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皇帝心急如焚，在朝堂之上向众大臣询问对策。

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幽默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

他认为这样做的话，则尚武之风可以振兴，军心也能够大大提升。

那么，“射礼”是什么呢？

从《明宣宗行乐图》上我们能看出，射礼相当于盛大的宫廷运动会，有射箭、鞠、马球、捶丸这些项目，其中，射箭是重头戏。

皇帝要身着华丽的服装，亲自上场射箭，同时文武百官也要参与其中。

参赛选手不但要比拼射箭技巧，同时还要表现出优雅的身段和气质。

崇祯听到这个奇葩的建议，居然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新举行射礼，来挽救已经彻底溃烂的明朝军队。

也就是说，面对一路北上的叛军，国家级别最高级智囊，给出的行动策略是办一场运动会，并且是表演性质的运动会。

离谱的是，最高决策者崇祯帝，居然还同意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在起义爆发前的一次朝会上，有人提出，缓和明军与农民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是告诉士兵不要压迫百姓。

朱元璋把此当成良策，御批赞同，并且层层向下传达，但关键是完全没有制定具体措施，来制止士兵抢劫农庄及村舍的行为。

士兵不可能因为上面一句官话就放弃自身的利益，二者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约而至。

这帮人，在朝堂上待久了，以为靠“发文”能解决问题，形成了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路径依赖。

这就是文化空心带来的严重后果。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能了解到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科举狂热，造成了大明的文化空心，文化空心，又导致了朝廷决策力下降（降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明朝会出现科举狂热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大明王朝在末期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工”字型社会。

什么叫“工”字型呢，不是因为工人多，就是像“工”字一样，两头宽中间窄。

大明朝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农民，就是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而连接上下的唯一一根细细的通道，就是科举，所以这条路上才会站满了人，真正健康的社会应该是蜂巢型，两头窄中间宽。

有人会好奇，前面不是提到了大明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批吃到贸易红利的中间阶层呢？

这里就要引出一条经济学中的基本公理：

“G僚”和“资本”是很难相互转化的。

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影响力的高官，他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进行寻租，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并不会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的动力。

明清时期，科举制几乎完善殆尽，也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阶层，朝廷是绝对的资源垄断者。

这个阶层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皇权的依附性，对风险的厌恶，以及对本阶层意识形态的极端捍卫。

即便两百多年后，大清已经被资本主义列强挨个虐了一遍，清朝大学士徐桐等人还是严厉批评李鸿章他们建设铁路兴办企业的行为，认为这会“扰乱祖宗陵寝”。

而且夏商周三代时没有铁路。不照样天下太平，百姓乐业？进而痛骂李鸿章他们是“儒家叛徒，名教败类”。

没办法，这群人就是靠四书五经一路通过层层考试，披荆斩棘才成为朝廷重臣的。

熟知四书五经就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任何四书五经上没有记载的东西，都很难让他们接受并信服。

而且，科举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分贵贱，只看考试成绩。

很多参加科举的学子都出身于寒门，本身就不是中坚力量。

他们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是为了掌握权力，而他们一旦心愿得逞，是极其厌恶任何创新和求变的。

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这种东西无异于革了他们的命。

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极度保守，演变成一种“原始崇拜”现象，一直保留着“尊古恶新”。写文章习惯于引经据典，不敢创新，不敢特立独行。

自觉自愿地维护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把后来者的路堵的更窄一点。

所以科举考试的发展越来越畸形，从唐宋时期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广泛选拔，到明清时所有考试内容全部限定在四书五经上面。

从最早的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章”。

读书人的知识和思想越来越僵化，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发展的。

就比如明朝和夏商周时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口的数量级，世界的大环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而这些大臣们却试图在上千年以前的农学古籍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自然会产生空心化现象，看起来粗壮的梁木，但是却一碰就碎，因为“芯”已经被掏空了。

当然，大明朝倒塌的原因肯定不是单一的。

大明边防的溃烂、后金人的崛起，农民起义爆发的都是让明朝这个巨人轰然倒塌的重要原因。

这些内容，我们有空下次在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