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的儒家思想与文化贡献

一、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的改革

成吉思汗一朝，耶律楚材参与了西征、征西夏。他擅长医卜之术，故受铁木真重视。他曾借占卜之名止战，向蒙古统治者初步提出了马上得天下与下马治天下的区别。铁木真也将他留给窝阔台作为重臣。

不过，除了有限范围内的止杀之外，耶律楚材此时并未做出体制上的改革，蒙古军队的贪暴与嗜杀仍为普遍现象。成吉思汗本人终究只是对耶律楚材的占卜之术感兴趣，对儒家思想并无了解，更况论实践了。楚材因之而感叹“言轻无用自缄默，浮沉鹭相趋陪。”“泽民致主本予志，素愿未酬予恐惶。”等句，可见其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

在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托雷摄政监国两年后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窝阔台成为蒙古大汗，是为元太宗。蒙古南下步伐在此后进一步加速，即将成为中原之主。是时战火未平、经济破坏、制度不定、文化紊乱、隐患迭出，抱着构建儒家社会理想的耶律楚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改革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一开始就有蒙古游牧贵族向窝阔台进言，竟主张杀尽汉人，将农耕地变为牧地！这显然是草原政权原始掠夺思路的延伸。倘若如此，已经饱受战火凌虐的中原将再度遭受灭顶之灾！耶律楚材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窝阔台许诺如果按照汉法征税，就能够每年收入“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高额的数字吸引了窝阔台的心，他决定放手让耶律楚材主持改革。

经济上，他主持建立了新的国家赋税机构，即十路征收课税制，将地方分为十路，由中央遣人任课税所官员进行征收，征收对象以生丝与粮食为主;将纸币交钞发行量上限规定为万锭，防止通货膨胀;将驿站制度规范化，防止通过驿站的官员勒索驿站工作人员;并在荒年建议窝阔台免除税负。在政治方面，耶律楚材想要加强蒙古的中央集权。自蒙古南下以来，中原地方形成了广泛且零散的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形成很大的威胁。然而这一合理想法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窝阔台还延续铁木真时期的经验，将土地人民分与功贵，使中原政制几乎向魏晋隋唐的中世时期倒退。

同历代改革一样，耶律楚材的汉化改革开始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即蒙古游牧贵族集团，他们开始向窝阔台进谗言。虽然未在此时扳倒耶律楚材，但他们坚持游牧民族传统，利用特权对百姓加以掠夺式剥削。如大规模发行纸币掠财、在收税过程中擅自加赋等等，这些是耶律楚材难以管控的。

可以说，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都因为种种因素受到了限制，影响不甚大。而他在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却是独树一帜、卓绝于一代的。

二、耶律楚材的文化贡献

1234年，蒙古联宋灭金。灭金之后，耶律楚材先是进言止杀，保护了地方百姓。而后又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儒化，祭奠孔子，封孔氏后人。举办了一次具有科举性质的“戊戌试”，使大批被俘儒生免于为奴、获取一些经济特权。虽说科举制度早在隋朝已经建立，依葫芦画瓢，也无足称奇。但诸位看官注意，蒙古起初在战争时期都只注重收罗能工巧匠，对于手无缚鸡之力还没什么手艺的文人是很轻视的，大批文人都死于战祸或者沦为奴隶，在以往朝代收到的优待已荡然无存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形容元代阶层状况的“十儒九丐”之说，即在此时开始流传。耶律楚材开科举的行为，大大扭转了自成吉思汗南下后儒生地位低下、不得任用的局面。而蒙元一朝的下一次科举，则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元仁宗时期了。

此前在实行课税所改革时，他采用的官员多为耶律楚材本人的金朝文人旧友，如陈时可、刘中、赵昉等人，这一批人的命运由此改变，其中一些还在元朝正式建立后仍旧活跃于历史舞台上。

正当耶律楚材志高意满之时，事情似乎悄然发生了改变。

三．耶律楚材失势

太宗十二年，窝阔台任回回人奥都剌合蛮提领诸课路所，取代了耶律楚材的财务长官地位。奥都敕合蛮探准了蒙古统治者的敛财之欲，主张向老百姓加征税赋，将买扑税最多时增至二百二十万两，税额较以往商税增加一倍。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一敛财举动，但毫无作用，甚至遭到窝阔台反感。

太宗十三年十一月，窝阔台驾崩。如同历代蒙古可汗去世时的情形一样，蒙古汗位再次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危机状况中。乃马真皇后趁机主政。她执政五年，政令紊乱，制度荒废，且更加宠幸奥都敕合蛮。耶律楚材不忍心其汉化改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便不断上奏讽谏，几乎因谏被杀。且遭谗言污蔑，一度被罢官。恰好在此期间，他的夫人苏氏病故。仕途上的不如意与丧妻之痛摧垮了他的身心。不久，耶律楚材郁郁而终。

传统史家多把耶律楚材的晚年悲剧归为乃马真的迫害及小人进谗所致，然而实际上自元太宗后期，楚材即有失势之相。从根源上看，耶律楚材的悲剧命运背后实质上反映了蒙汉文化的冲突。这在窝阔台一朝诸事上有充分的体现。

例如在一次审案过程中耶律楚材私扣嫌疑人杨惟忠，被人向窝阔台污“违制”，窝阔台竟一怒之下竟然命人绑了耶律楚材——这位当朝宰相问话，传统中国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精神一时荡然无存。而在宋朝，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北宋神宗曾被一大臣讥讽，想要往他脸上刺字，却被大臣们硬生生用“士可杀不可辱”的理由硬生生拦了下来！宋神宗因此感叹：“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尽管耶律楚材的汉化改制曾得到窝阔台支持，但起初说服窝阔台的理由不是所谓的圣王之道，而是“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用汉制收税不过是一种敛财之法，当有了奥都敕合蛮提出能够敛财更多的扑买之法时，窝阔台自然会取后者，从本质上看仍体现了游牧民族缺乏合理的理财意识，而留有浓厚的“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意识残余。

在奥都敕合蛮实行扑买时而遭耶律楚材反对时，他驳斥“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为百姓而争，在窝阔台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乃至可笑的事情，可见儒家倡导的“仁政”思想，在游牧民族的掠夺思维隔膜下，至其晚年都未能扎根于其心中。

由此可见，文化差异是统治者与耶律楚材产生隔阂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这种差异，即使是在更彻底的忽必烈改制中亦未完全消除，最终成为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然而，元王朝的汉化改制却并未因耶律楚材的死而结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他主导了更深程度的汉化改革，正式使蒙元成为中华王朝中的一部分。

文史君说

说他是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下来的功臣，乍一听有些浮夸，实则丝毫都不为过。

他开启了蒙古政权的汉化。尽管他起到的作用有限，在生前并未完成这一工程浩大的改革，但他无愧于“先导者”之称。其设十路课税所制、加强中央集权等政策，是元世祖忽必烈汉化改制的源头，其核心内容在元世祖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正如元初名儒郝经所言，“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中国”在当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入主者能否纳入“中国”体系当中，首要标准就是行中国之道，简要来说其实就是多方位的汉化。在“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特殊时期，他的汉化改制开始促进了南北政权斗争由传统语境下的华夷之争，逐步过渡为汉族性质的政权之争，宋元交替也就成了正常的朝代更替，传统文化依旧得到延续。即“亡国”而未“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