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泰院惨剧一年后：遗属梦中寻亲、幸存者噩梦缠身、商家生意惨淡看不到希望

当地时间10月30日，韩国朝野议员在国会图书馆举行梨泰院踩踏事故一周年悼念仪式。一年过去，许多人仍未从这场悲剧中走出来，遇难者的家属、事故中的幸存者，以及梨泰院的商家讲述了他们在这一年间的变化。

遇难者父母：在梦中寻找失去的孩子，在悲痛中寻找事故真相

“妈，我回来了。”姜女士仍渴望能听到女儿进门前的这声招呼，尽管她的尚恩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位53岁的母亲称她“不要求多的，只想要（听听）这几个字。”

出于对女儿的思念，姜女士在女儿今年26岁生日当天，躺在她的床上，希望能在梦中见见她，可惜没有起作用。直到8月，她因感染新冠卧病在床时，才终于听到了那句梦寐以求的话。“她来到我的梦里，告诉我‘妈，我回来了’。然后我就对她讲‘你终于肯来找我了？’”姜女士眼含热泪回忆道。

2022年10月29日万圣节晚10点过后，在梨泰院地铁站1号口附近一条4米宽小巷里，推搡的人潮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倒下，最终致158人死亡。他们被四面八方的人挤压得无法呼吸，李尚恩是其中一员。

姜女士对这个万圣节记忆犹新。当天，她和丈夫前往江原道东部，准备在那过夜以便徒步旅行，而女儿则计划当晚和朋友一起去梨泰院。晚上9点20分，李尚恩在家庭群聊里发送了最后一条信息，告诉他们玩得开心，平安回家。姜女士在睡觉前分享了秋叶的照片，欢快地回应称“明天见，我亲爱的女儿”。

第二天早上，姜女士打开电视，发现满是梨泰院踩踏惨案的新闻。她惊慌失措地拨打女儿的电话，那边接听的却是一名警察。对方告诉她，手机是警方从梨泰院现场收集到的。她安慰自己，也许女儿只是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于是又给邻居们打电话。然而，家里没有人。他们匆忙赶回首尔，中午时分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没有离开，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在女儿走后的这一年间，他们不再远足，不再在外过夜，每晚11点前回家，因为这是女儿通常到家的时间。姜女士每晚还会坐在女儿的床上等待。“因为不知道也许什么时候会再次听到‘妈，我回来了’，”她说。

李正民也在这场事故失去了女儿。他目前是梨泰院惨剧遗属协议会的主席，协会里有大约210名和他一样的遇难者亲属，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揭开当晚的真相。

作为一位父亲，他无法原谅韩国政府。事发当天，他正在看足球比赛时，接到女儿未婚夫徐秉祐电话，对方在歇斯底里的抽泣声中告诉他快来梨泰院。在那里，隔着警戒线，他看到28岁的女儿躺在商店的地板上，徐秉祐反复地按压她的胸部。他试图进去商店帮忙，但被警察拦住。警察告诉他，里面的人很快就会被移走。

他带着妻子和大儿子，一家人紧跟着救护车。他们以为女儿会被送到医院，但最后的目的地却是附近一个体育馆。他们想要进去，但不管如何证明自己的家属身份，仍然不被允许。直到隔天下午，他接到电话，对方通知他们去议政府市一家医院停尸房取回孩子的遗体。

李正民说：“我们还是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那样对我们，我们不断地向他们讨要说法，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龙山区厅长朴熙英、前龙山警察署署长李仁宰等12名官员因玩忽职守罪被起诉，但案件至今尚未开庭审理。此外，今年7月，韩国宪法法院驳回国会针对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提起的弹劾案。

李正民表示，政府缺少回应和追责，让他们感到愤怒，他们愈发担忧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类似事故，“这本可以避免。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会成为受害者。”

过去的一年间，他和梨泰院惨剧遗属协议会里的所有成员一直在推动特别法案，期待借此能对问题所在进行独立调查，并能在年底前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为国民议会任期将于明年（2024年）5月结束，而届时所有未通过的待决法案将被视为多余。

更艰难地是，这份法案还陷入了政治斗争，执政党认为在野党推动该法是为了攻击尹锡悦政府。在30日的悼念仪式上，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鞭洪翼杓表示，希望能凝聚力量，助力梨泰院惨剧相关特别法案得到处理，不能再让遗属和幸存者继续等待。

为纪念10月29日的这场悲剧，今年10月的每个周六，遇难者家属及其支持者都会从首尔市政厅的遇难者纪念坛步行到南山塔和昌德宫等热门地标，全长10.29公里。一路上，他们分发传单，讲述他们为寻求真相而战的故事。

李正民说，了解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帮助遗属往前看的关键，“否则我们只是活着，而不是真正的生活。”

幸存者的创伤：内疚和悔恨，噩梦缠身，靠药物入睡，假装忘却

事发后的几个月内，李正民的女婿徐秉祐经常在半夜被噩梦惊醒，梦见鬼魂向他逼近，在他耳边叫喊。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会把自己裹进未婚妻的毯子里。“这让我感觉她在拥抱我……毯子上仍残留着她的气味，我非常想念。”

当噩梦变得很频繁时，他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来帮助自己入睡。此外，他每三周接受一次心理咨询。时间并没有治愈他的伤痛。“那天晚上我丢掉了对我非常珍贵的人，而且她当时就在我身边。我很后悔自己没能保护她。”

去年10月29日本该是幸福的一天，这对订婚三个月的年轻夫妇计划来年9月10日举行婚礼。当天，在与婚礼策划师会面后，他们前往梨泰院吃晚饭并参加万圣节庆祝活动。

徐秉祐回忆说，他被困在汹涌的人群中，“从左、右、前、后”被推挤。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时断时续，当他终于醒来时，他看到未婚妻闭着眼睛。

“我摇晃她，在她耳边大喊，往她脸上泼水，但她就是不醒。”徐秉祐说，尽管他知道她已经没有呼吸了，但他仍继续对她进行心肺复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他坦言，自己每天仍然被内疚和悔恨吞噬，只是日复一日地生活，无法让自己思考未来。由于时不时会产生自杀念头，他的家人和未婚妻的家人都围在他身边，劝他继续活下去。每个周日，两家人会驱车两小时去抱川市看他未婚妻的龛位，然后一起就餐，最后参观市政厅的纪念祭坛。

徐秉祐认为，许多幸存者都压抑了对那天的记忆，以便继续生活。

在互联网论坛上，一些幸存者表示，他们与一起去梨泰院的人不再是朋友，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回想起这件事带来的痛苦。一名幸存者写道，她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在与这段痛苦经历作斗争，她对拥挤的地方产生了恐惧症，一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就会感到焦虑。去年12月，一名幸存者因心理创伤选择自杀，使得这场事故的死亡人数从158人变成159人。

这些死里逃生的人并不是唯一受难的人。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一年过去了，被派往现场的1300多名消防员至今未摆脱心理阴影，他们仍在接受治疗。一名30多岁不愿透露姓名的消防员告诉当地媒体，每当他回想起“数十具尸体缠在一起”的那一刻，就会感到头痛。

商家的绝望：客流量变少，房东不愿降租，店铺关停

梨泰院曾经是外国人和当地人经常光顾的购物、餐饮和夜店中心，但现在却压抑而安静，大多数顾客在一年后还没有回归。

在一周年纪念日到来前，事发的狭窄巷子里只有两家商店在营业。61岁的古董店老板金昌贤称，他以前经常从这条巷子里回家，但他现在不忍从这里走，他忍不住会想那些死去的孩子，那些年轻人和他的女儿儿子一样大。

沿着梨泰院主干道，空荡荡的店面玻璃窗上醒目地贴着“出租”标志。

时装店老板金顺玉表示，由于没什么人，生意比疫情期间还要差，她这些天都提前两小时关门，她担心自己撑不了一年了。隔壁的便利店里，一位打工的老人坐在小露台上用手机看视频，他表示：“去年7月开业时，我们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踩踏事故后，生意急剧下降。”

50岁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柱美已经在梨泰院生活和工作了18年，她说她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情况。许多店铺只能等着周末，然而，他们又很难仅靠周末的盈利，尤其是那些租金较高店铺，赚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收支平衡。她补充道，房东一直不愿意降低租金，因为他们笃定梨泰院会恢复过来。

有迹象表明，餐馆和俱乐部的生意似乎比零售商店更快复苏。南非餐厅Braai Republic的老板克里斯·图特 (Chris Tuter) 表示，他的店铺在事故发生后四个月内受到了“巨大影响”，但生意正在恢复。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很幸运，有固定的顾客，而一些刚从疫情中恢复店铺受到了这场事故的双重影响。

尽管梨泰院的商家期待着顾客的回归，但他们知道，他们的挣扎无法与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相比。主干道上一家兽医诊所的老板陈说：“我知道有家庭和朋友受到这场悲剧的影响。当他们在经历这么多事情时，我怎么能谈论我的生意状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