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社会”夹击中国，正改变未来财富的治理逻辑

对于近现代中国人而言，福利社会是个遥远而奢侈的概念，它或者与北欧地狭人稀、长期和平的国度有关，或者与早已进入发达工业化阶段的西方人相关。近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与匮乏和饥饿相互纠缠，也总是与人均财富量绝对不足相互纠缠。

但自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人们最强烈的感受，一是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创造出来，二是人们在物质财富空前丰裕的时代却充满了紧张感和焦虑感。

这就是新的时代：丰裕社会和风险社会正同步到来。

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了财富总量奇迹般的增长。按现价美元汇率计算的GDP已达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达世界第一。市场经济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正被反复不断验证。

然而，市场经济有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和内在矛盾。

市场经济是专业化分工日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高效率，也导致分化，分化则必然导致弱势人群的被淘汰、被边缘化。市场经济的这一运行规律，已为200年来的资本主义历史所证明。因此，扶助边缘弱势群体，就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有商业周期，市场经济越发达，商业周期便越频繁，并呈现出每30年一个大周期的特征（中国目前也处在这种大周期的阵痛中）。商业下行周期到来时，生产过剩，价格下降，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社会不稳。依市场经济内在力量，它无法解决商业周期问题，只能以消灭现有社会生产力的方式出清市场。为此，市场经济需要政府调节，需要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也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反复使用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缘由。

市场经济最稀缺的是市场资源，需求不足是当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病症。因此，发现需求，创造需求，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工作。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些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有助于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存，消除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进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购买力，使得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大致平衡，促使市场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更有甚者，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升级阶段，新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其中，自动化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最为突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淘汰人工，压低成本，提高效率。自动化技术的大量出现，使得财富生产和创造只需要极少数人员，大批量的人群被逐出劳动生产过程，成为无用人群，人们因劳动而获得收入和尊严的机会也因此而丧失，“按劳分配”的神圣原则正被AI时代不断解构。如何面对社会上80%以上人群可能丧失工作机会的严峻局面？这是东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调节手段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便会自发地显现出来，包括市场失灵、生产过剩、商业周期等便无法避免。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进行引导和调节。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经济基础性作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以社会主义的宏观政策、发展规划、转移支付、产业政策等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显现了强大优势。但在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健全社会保障方面，则明显经验不足、漏洞很多，相比于工业化成熟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和企业家群体，有着两方面的深刻历史记忆：一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的养懒汉，收入分配绝对平均造成社会生产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缺乏动力；二是长期的物质匮乏，人们对饥饿有着深刻记忆，而对丰裕社会的到来则缺乏准备，并总觉得不真实，害怕一夜之间又会变穷。这两种近乎本能的记下忆，使得人们坚信按劳分配，坚信不劳动者不得食，并总是习惯以勒紧裤带急行军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财富创造。

然而，今天的时代确实变了，市场经济造就了财富涌流，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巨大的不安全感。今天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忧虑大部分都来自营养过剩。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得普通人喘不过气来，经济波动与疫情危机造成的失业人群分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而每年新增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又争抢着被自动化和商业周期不断消灭的就业岗位。

新时代对管理者提出挑战，是要超越早期积累阶段的分配观和消费观，摸索出适应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时代的市场经济管理规律。

新时代也对企业家阶层提出挑战，要超越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效率观和分配观，要勇于让渡一部分利润，与国家共同打造一个社会安全体系，如此才可能使得消费者获得安全感，并使得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消费进入良性循环。

福利社会，是在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必然面对的崭新选择，是丰裕社会与风险社会到来之时的有效应对。同时，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在根本价值上以人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