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持续的“小孩共和国”

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吕本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一股教育改革之风。人们出于对传统学校教育的不满，开始寻求教育的新方法。1899年，塞西尔·雷迪在英格兰德比郡创办了一所乡村寄宿学校，力求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学校在日常课业之外，还注重体育运动、户外实践和艺术修养，在雷迪的影响下，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相继出现类似办学宗旨的学校。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教育运动”或“新学校运动”，这些学校通常都建在风景优美的乡村地区，设备完善，教学上追求自由民主，鼓励个性发展和独立精神。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也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一战之后，新教育运动如火如荼，新教育家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新教育联谊会”（NEF）的组织，并出版《新时代》杂志进行宣传，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扩展。

以上便是《小孩共和国》这段历史的背景。新教育运动在“一战”之后影响了相当多的教育者，人们尝试各式各样的新学校和新教学理念，也因此才让“‘二战’孤儿救助”这场堪称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逐渐在各路人马的推动和宣传之下，演变成一场充满争议的社会实验。萨米埃尔·布雄、马蒂亚斯·加尔代和玛蒂娜·吕沙三位法国学者从尘封的原始档案中为我们勾勒出“二战”之后，各类专家和组织在这场针对数以百万计的受到战争伤害的儿童的大营救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儿童村”是这场救助运动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称谓，救助者创建一个村庄或营地，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受到战争伤害的儿童。当然，“儿童村”项目“不仅是慈善和人道主义的，还有人文、政治和科学的目标”，清洗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恶劣影响，让瑞士特罗根的“裴斯泰洛齐儿童村”迅速成为一个典范和标杆，成功将创始人的教育理念与人道主义和慈善结合。它旨在建立一个“超越一切隔阂的坚实的人类社会”，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小世界”，孩子们按国籍分房屋，施行自治，由成年人引导他们建立民主观念，让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孩子学习互爱和相互理解，按照儿童村的年度报告的说法，现实中没能实现的统一、和平的“新欧洲在这里成立了”。

除了裴斯泰洛齐之外，法国的小校村也是有代表性的另一种儿童村。它的主要成员是青少年，它是“小孩共和国”，即拥有宪法，孩子们发挥主导作用，有完整的“特许经营体系”。它将成年人社会的运作模式强行嫁接到这些孩子身上，企图用“自治”的办法模拟一个成人社会，从而疗愈这些被现实伤害过的孩子。

在这场运动中， 那些孩子是参与最深，却表达得最少的人。图像的传播让这些孩子成了最佳广告，他们“既体现了暴力的无差别性，也代表着复兴的希望”。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是被迫随着这些救助机构沉浮，成为教育家、心理学家、医生和政客借人道主义实现自身理想和抱负的工具。这些孩子的最终去向已不为人知，如果他们的这段经历真的能让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变的话，那这些实验性的探索也不至于最终湮没无闻。

《小孩共和国》让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战争孤儿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也只有在那个时代，教育先锋们才有大胆实验和尝试的机会。儿童之家、儿童村、小孩共和国，这样的乌托邦活动，必然是没有办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而正如戈尔丁的《蝇王》所展示的，理想社会所掩盖的人性之恶，并不会在“圣洁”的儿童身上消失，“摆脱成人存在的儿童式社会能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只能是一种虚妄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