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权仅追封其兄为王，而司马炎却尊其伯父为帝

公元229年，蛰伏了多年的江东霸主孙权终于称帝。称帝后，孙权分别追封了两位江东政权的奠基人，一位是他的父亲孙坚为始祖武烈皇帝，一位是他的亡兄孙策为长沙桓王。而晋武帝司马炎在完成禅让称帝之后，不仅追封其父、祖为帝，更是追封其伯父司马师为世宗景皇帝。相比之下，司马炎貌似比孙权慷慨许多。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个人的“大方”与否能够解释的吗？

首先要说的是，追封皇帝这种国家级重大事件，是多方面综合考虑而决策之。在世帝王的个人因素是起到一定作用，但绝非“任性”而为之，因为古代人对“名分”是十分看重的，而皇帝“名分”更是至高无上。拥有皇帝“名分”的人，哪怕是个作古之人，也极可能会影响到封建帝国的发展走向。所以说，能否追封一个人为皇帝，要出于以下几个大方面考虑而决策：

上图_东吴版图

血统与伦理

我国封建帝国是典型的“家天下”统治模式国家，因此拥有绝对权力与国家象征的帝王，血统上必须得符合“体检要求”，否则天下不就随随便便就成了别人家的了吗？至于伦理，就是被追封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极重的家族意识，乃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此人的家族地位，也是其能否获得追封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孙坚、司马昭等人乃皇帝之父、祖，家族地位毋庸置疑，绝对有高资格获得追封。而孙策以及司马师也同样具有较高的家族地位，那就是“嫡长子”。

换句话说，从血统和家族伦理角度来看，孙策与司马师二人都同样具备追封的资格。

上图_孙策（175年—200年5月5日），字伯符

功绩

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即便有纯正的血统，拥有嫡长子这般显赫的家族地位，只要不是在世皇帝的父、祖，能被追封依旧亦绝非易事。这就需要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生平之功绩，尤其是为王朝缔造所立下的功绩。

在父亲英年早逝，全家老小生死难料的危险境地下，孙策灵活利用各方资源，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就在江东打下了大片家业。作为江东集团的奠基人和首任领导人，孙策绝对拥有被追封为帝的资格。

而司马师虽然不同于孙策的近乎白手起家，他确实是“站在”其父司马懿奠基的平台之上。较高的起点，确实给了司马师获得了成功的先机。但是，在司马家族与曹魏集团的长期政治博弈与角逐之中，司马师一直都是司马懿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尤其是在事关司马家族生死的“高平陵事变”以及后来平定“淮南三叛”之“二叛”，司马师都是担负重任而力挽狂澜，甚至丢了性命。可以说，司马师为司马家族达成最后的荣耀，可谓是居功至伟。因此，司马师也不负追封为帝的荣耀。

上图_司马师（208年—255年3月23日），字子元

政治影响与目的

既然孙策与司马师二人都具备追封为帝的资质，为何结果却大相径庭呢？这就与政治影响以及执政方针之不同，有很大关系了。

孙策与孙权虽是兄弟关系，但是二人年龄相差7岁。也就是说，江东集团最为艰难的创业初期，孙权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倘若孙权追封孙策为帝，就意味着孙权承认了孙策时期所创造之功绩，与自己接盘后的建树可以相提并论了。显然，在孙权看来，兄长虽然创业艰辛，但是所取得的成就还不足以与自己相提并论。

反观司马师时期所创造的辉煌，大部分都有其弟司马昭的一份功劳，可以说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结果。因此，司马炎追封伯父为皇帝，并非仅是抬高伯父一人，更是为其父“脸上贴金”。

相对而言，追封伯父为帝，对于司马炎没什么伤害，反而更有利于抬高自己的威望。而孙权追封孙策为帝，则对孙权比较“伤身”，恐有降低孙权江东权威的隐患。这是其一。

上图_孙策开拓江东图

其二，就是孙策时代的江东人物，在孙权称帝之时，早已作古。从孙权接班到称帝，时间过了近三十年。这期间，江东人物如大浪淘沙一般，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些被“拍在沙滩上”的前朝人物，虽然在功绩薄上有那么一笔，但是当下跟着孙权打天下的这些人，绝对是不情愿让前朝人物抢占风头，这一点与孙权的政治需求正好契合。因此，孙权不追封孙策为帝，符合集团大部分成员的意愿，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而司马炎称帝之时，司马师也就过世十余年。司马师时代留下老班底，此时不少仍是司马氏政权的中流砥柱，司马炎想要称帝并坐稳皇位，这些老人必须加以笼络，因此通过追封伯父为皇帝，就等同于承认这些人为司马氏政权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他们渴求的政治资本，从而得到这些人的有力支持。

所以，无论是孙权的“不追封”还是司马炎的“追封”，都是笼络人心的政治策略与手段罢了。

上图_司马炎（236年－290年）

其三，就是吴、晋两国的统治方针不同。孙吴政权从创建直到灭亡，始终处于天下纷争的状态之中，所以孙吴集团的人心所向事关重大。如何让上上下下一致对外，又要维持君主的绝对权威，这对于孙权来说，是一个即重要又不好操作的难题。所以，孙权一方面重用并监视江左士族集团，一方面又积极打压宗室势力，避免其另起炉灶，营私结党。而其中其兄孙策之子孙绍，更是孙权重点打击对象，就连孙策的王爵，孙绍都没能承袭，可见孙权防微杜渐之程度。

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孙权如何抑制与打击宗室，储位之争还是在发生了。面对宗室与士族联合的党派之争，老迈的孙权采用了最为残忍的解决方法，废太子、杀鲁王和逼死老臣陆逊。孙权对于党派之争的痛恨，可见一斑。

上图_孙权题跋像

而西晋政权所处于的时代状况和孙吴不尽相同。在司马炎正式取代曹魏称帝之时，蜀汉与孙吴已经呈现强弩之末之势，归于一统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西晋完成一统之后，司马炎的统治方针之一，就是军事上大胆依靠宗室而遏制地方士族，尤其是三国时期遗留下来忠于前朝的势力。在重用宗室的大前提下，司马炎更是分封了很多旁系宗室子弟为王，镇守一方，如此追封伯父为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证明，军事上重用宗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西晋政权，就这么在“自家人”的纷争中而匆匆落幕。

上图_西晋版图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时代，帝王的决策大多是政治需要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开国之君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用理智代替情感去思考与决策。只可惜，这种决策的正确性，能够维持的时间有多长，很多时候只能取决于继承者们有没有及时止损的能力了。但可悲的是，“及时止损”这种能力，是稀缺之物，并非人人具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