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颁布五大恶政，使得各族人民矛盾激化

序言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汉族最后统治的一个王朝，17世纪初叶因统治不力，社会矛盾频发，被满清八旗入关所灭，清军在入关后曾推行了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五大高压政策，这五大政策不仅使得各族人民矛盾持续激化，改变了汉民原有的风俗习惯，更是影响了往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谕告群臣：“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清实录》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

满人的习俗是将:

男子均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成三绺编成长辫-条垂于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为父母守丧或国丧外，不准养长，应及时剃除，这个行为也名剃发。

而“剃发令”是满清人与各族人民发起的一场政治上的斗争，在满人入关之前，当清太祖努尔哈赤占领辽河以东地区时，就曾下令命当地的各族人民剃除长发，梳辫子，改信奉满州习俗。

在《李朝实录》中也有记载：

“获有汉人，皆令剃发”

到了满人强盛，明朝赢弱后，满清从山海关入侵中原，更是一路在攻占的领土至全国范围内，对数量远超自己几百倍的汉人强制推行了“剃发令”。凡不配合剃发和归顺的，即刻出兵征讨消灭。也就是民间常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韩莢《江阴城守纪》上)。

满清在入侵汉地以后，完全将“剃发令”的配合程度作为各族人是否愿意服从满清统治的标杆。

古代不合理的暴政，往往容易激起民愤，在这件事上也一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千百年来，内地汉人都留头发，无剃发习惯,汉族人倡导了几千年的传统，又岂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满清这种强迫性的措施，立刻激起了汉族人的强烈反抗。他们甚至为了保护头发，“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以致各地起义的、反抗的、高喊反清复明的叛乱从未停断。

于是没过多久，满清权贵暂时停止了”剃发令”的推行。

一是刚入关不久满人立足未稳；二是为缓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情绪，等待时机；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顺治三年1645年，满清人成功围剿李自成的农民军，将明朝余孽朱由崧的政权覆灭，进而攻占江南后。

清军认为大势已定，不会再有什么变数，才又开始重申“剃发令。

从剃发令的推行情况中，就可看出明末清初的汉人与满人的这场反剃发斗争，到底多激烈的，规模有多庞大。这场满洲人用来标杆各族是否人心归附的“剃发令”，使得满清人在与汉族人的政治博弈中，被汉族得到了广泛的其余民族群众支持，从而不利于清人对各地的统治。

对于参与到这场反剃发斗争的其余民族群众来说：

一是为了保护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二是站在大义方面与众人一起反抗清的民族高压政策。而对参加斗争，处于封建社会上层的农民地主阶级来说，他们除了反抗满清的压迫性方针政策，还带有反清复明，重掌自家领土的目的。

二、穿着是一个民族最直观体现—易服与不易服的斗争

清廷不仅推行“剃发令”做标杆，为了进一步奴化其余民族，便于统治，还强迫其余民族将穿着衣物改为满服。

“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实录》

这种强迫性易服的行为，其实就是想让各族人明白属于汉人的江山已经易主了，转而承认清朝的统封建统治地位。这也是各民族与满族最大矛盾的体现之一。

满人在北京剿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时，就曾严令民众将衣着改为满族的服饰，但在当时明朝的仍是人民心中的正统地位，汉服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制度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以至于未能全面实施。后来，为了收拢人心，满清的权贵有时候还会穿戴明朝的汉服和服饰到公开场合进行传话。

但在李自成和朱由崧的政权接连倒台后，更改服饰的政策也跟随“剃发令”一同严格执行起来。跟反剃发的搏斗一样，汉人对满人将自己传承数千年的服饰改为满服的行为十分不满，反抗十分激烈。

更换服饰相比较剃发虽然更能让汉人接受，但满服不同于氅、袍服的制作，有着实际上的物质困难。

所以跟反剃发一样，满人与汉人也是花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用在易服与反易服的斗争上。

满清的统治者强令各族改换满服，要他们放弃传承的服饰，就等同于要他们放弃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

这一种民族高压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它是一种对其他民族不尊重的歧视行为。清初满族权贵的这一政策，甚至将与各民族本来就已经十分激烈尖锐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同于在各民族与满族发起的斗争上又来了一把火上浇油。

三、侵占人民财产的又一手段“圈地令”

满人在进入汉地以后，有感于关外土地的贫瘠，汉地的肥沃，曾三次颁布“圈地令”，据史书记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史惇·《恸余杂记.圈田》广大失地的汉族农民则流离失所，四处流浪!

满清的权贵刚入汉地时，还挺收敛，只圈“无主的良田”，只是在侵占土地的过程中贪欲越来越大，后期甚至发展为“土地无论是否有主”，一概圈占。

清朝的“圈地令”从入关开始颁布，一直到康熙年间才被废除。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长期驻守各地的八旗满洲兵，除在北京外，在整个北方乃至宁夏、四川等地区，都进行了圈地行为。

至于满人在通过“圈地令”侵占了多少土地，涉及面积太广，实在难以计算。根据大量地方志的记载，数量大约在240万亩到300万亩之间。面积之大，委实令人难以想象。

这项历时已久的“圈地令”在整个事件当中，真正获益的只有满清权贵，他们本着一种高等民族征服低等民族的姿态，不论田地有主无主，一概占据。这一结果不仅使关内各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也使得当时本来就十分凋敝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了进一步的摧残，阶级的压地更使得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烈化。

四、“投充法”—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

前面已经说到了“圈地令”，那就不得不说说由圈地繁衍而生的投充政策了。圈地严格上来说只算是一种入侵行为，可投充就完完全全将历经千年完善的小农封建社会转变为了西周时期的奴隶社会。

据历史记载:

明朝末年满人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俘获了大批汉民，他们被分赏给旗下充当奴仆。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清史稿》

而满清权贵通过“圈地令”掠夺了大量的良田土地。除一部分依然留给原住民承包然后按时缴付租金外，其余大量的良田主要是驱使仆从和农奴来耕种。

这些被驱使的劳动力，除了少部分从东北带来的和入关后打败其他政权拘押的，还有大部分是通过投充获取的。

1645年当时清廷实际掌权的多尔衮正式颁布投充法，明文规定了: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可是满洲权贵圈占大量土地的同时，为了补充耕种的劳动力，才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呢，他们只会利用征服民族的姿态去压迫其余民族投充到其门下寻求庇护成为奴仆。

因此，任意逼迫汉人为奴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

投充到满人旗下的人，他们需要像牛一样无偿的为满人耕种，没有任何的自由。这是属于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

由于满人圈占各民族民众的土地，然后役使他们失去自由，成为农奴来进行生产，原本剃发易服就已经是摧毁各民族的独立性，如今的投充竟是想将整个民族的人直接奴役，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人民反抗的热潮持续不断，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到了康熙年间才不得不下令禁止投充。

五、缉捕逃人是清初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恶政。

清初大量的农奴、仆从逃离满人的圈占地，这其实是在推行“投充法”的基础上引发的，这种不断扩大化的社会问题，影响到满洲权贵的利益，为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满清的首领下令严厉地推行“缉捕逃人法”。其中一条就规定:

“逃人窝家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顺治五年题准。

而实际上满清在入关之前，“逃人法”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满人入关以后将“逃人法"修改了数次的使得更加严酷了。

十三年又题准，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十四年又定，窝犯免死，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家产、人口给予八旗穷兵。康熙七年覆准，三次逃者，绞监候。

虽然逃人法严厉，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继的出逃，就算逃跑不成，也要以死来抵御暴政，康熙初年就有记载:

“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康熙帝也说:“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

满人为了保护利益一直将这种严酷的“逃人法”延续到了雍正时期才稍微得到缓和，不至于因一人逃跑，全族连坐。

这种得到缓解的情况，其实是由于满清权贵受到关内租佃制生产水平的影响，逐渐将农奴制转变为租佃制。

他们不再需要工作力低下的农奴、奴仆，转而将土地转租给佃户，而佃户相比于没有自由的农奴，他们从满清人手里租来土地，为了生存往往可以将生产力提高好几个档次，这也就成了满清人的剥削对象，而逃人的问题也就得到了一些解决。

后序

总而言之，满清为了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奴役其余民族，在入关初期颁布的“剃发令”、“易服令”、“圈地令”、投充法和“逃人法”等五大弊政，完全是满清权贵为了一己私欲所生产出的政策。

要知道一个民族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他的服饰，语言和文字。而满人的这些政策无疑是将汉族乃至各族劳动人民的风俗文化，民族传承摧毁，更是对他们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摧残的，所以才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一直到了康熙年间仍有叛乱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