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起初并不重要，为何后来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明清时期，六部尚书位高权重，是皇帝倚靠的重臣，明代时尚书为正二品，清代改为从一品，其地位无比显赫。尚书这一官职早起秦汉时期便以出现，但一直到宋代，都远远不如明清时期那么重要。

秦汉时期的中枢决策，须通过朝议，最后由皇帝裁决。一种形式示皇帝在接受百官朝见时，听取各种论议，做出决策。一种形式是就某些问题让下面先议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称“下其议”或“集议”，再由主持集议的最高官员奏报，由皇帝抉择。

以决策机制而言，汉朝确立起了内朝尚书制。西汉初年，沿用秦制，以丞相为百官之首。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当时多由功臣选任，位尊权重。至汉武帝即位之初，田蚡为丞相，出现了“权移主上”的苗头。于是，武帝便在丞相为首官僚系统之外另建立起了一个遵从自己意愿的新的近密班子，逐渐出现了“内朝”也称与“外朝”之分。“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内朝，丞相之下至六百石为外朝。”

侍中，最初以侍禁中得名。常侍，指经常侍从天子左右。这些职事都被冠以“天子之宾客”、“掌顾问应对”等名义，使其能够出入宫禁，直接参与朝议。这中间，“尚书”的变化标志着当时中枢决策系统的转换。

尚书，原本是九卿之一少府所属的办事机构，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等，地位并不重要。汉武帝有意识地扩大其职权，将尚书令的秩爵自六百石提升为千石。至汉成帝时，又增设尚书五人，分管公卿、郡国二千石、吏民上书、外国夷狄及断狱事务。

于是，尚书不仅侵夺了原属丞相的选官、民事、外事等权及廷尉的刑狱诛杀权，还逐渐获取了出纳奏章、裁决章奏的权力，即所谓“尚书出纳帝命，为王侯舌”。

这样，以尚书为主，由皇帝宠信的宦官加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名衔，便组成了一个宫禁之内进行决策并可发号施令的系统，被认为是“百官之本，国家枢机”。

然后，尚书令仍属少府，其实际权限与名分相差甚远。为解决这一矛盾，便形成领、平、视、录尚书事的新制度，即以加“领尚书事”等名衔的高级官员兼管或主持尚书令所管事务。其衙署初称尚书寺，至东汉称尚书台。同时，自汉武帝之后，大司马大将军渐为常设武职，多由外戚担任，职权逐渐超过丞相。

所以，汉武帝晚年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少主，汉昭帝一即位便加霍光“领尚书事”之衔，主内朝。其后，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左将军师丹、前将军萧望之等皆曾领此职。内朝、外朝的格局就这样形成了。内朝直接听命于皇帝，掌章奏的尚书也不必经丞相便可直达皇帝，侵夺了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决策权。

到了东汉，因尚书台设于禁中，故称中台。其机构扩大，人员增加，进一步侵夺外朝的事权。光武帝时，“凡天下之事，尽入尚书”已成为未行文的制度。朝议、朝会时，特诏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尚书令“同并专席而坐”，在当时京城中被称为“三独坐”。

这时，领、平、视尚书事等称谓也划为“录尚书事”，或一太尉与太傅参录。如章帝即位之初，牟融等即是以太尉参录尚书事的。时至东汉初，尚书台便完全演变为中枢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而外朝的三公、九卿，仅仅是奉命办事而已，基本上变成了执行机构。即所谓“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

不过，这时期的尚书和唐宋，乃至明清的尚书又有不同，其明显区别就是以大将军、太尉等内朝高官兼职，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官职，所以仍无法与明清时期的尚书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