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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南通日报
□庄奂
南通市通州区(原南通县)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深切缅怀80年前英勇献身的两名少年抗日英雄邢法和袁世晃。邢法,1927年生,家住桂莲乡团结村(今属东社镇),1941冬参加县政府文教科领导的儿童工作队宣传抗日,后调《南通报》社任记者。袁世晃,1928年生,家住金沙镇东五里庙附近,1941年秋参加革命,后也调去报社工作。邢法的情况曾有耳闻,袁世晃则与我有着深厚的渊源。
我家原先也住在金沙镇东五里庙附近,和袁世晃家是隔壁近邻。年幼时袁世晃即给我的母亲做干儿子。他比我大一岁,我俩都是五里庙初级小学校长兼教师瞿树滋的学生。上学时,他像小哥哥带着小弟弟一样,每天同去同回,在学校、在路上经常照顾我。同在幼年,我不太用功,成绩一般。而袁世晃读书用功,成绩优秀,经常受到瞿老师的表扬。我的父母也很喜欢他,曾多次对我说:“袁世晃仅比你大一岁,要比你用功得多,懂事得多,你要好好向他学习!”听了父母的嘱咐,我以袁世晃为榜样,并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开始用功读书,成绩也逐渐好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瞿老师在学生中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宣讲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教唱抗日歌曲。唱到最后,瞿老师举起拳头,领着同学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袁世晃的小拳头举得最高,声音最响亮。袁世晃就在这一年初小毕业,我也于第二年毕了业。
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南通城;12月下旬,日军侵占金沙镇,经常下乡骚扰。五里庙小学地处河口交通要道旁,瞿老师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于1939年北迁2里多路,借用民房继续上课。而在原校址举办夜校,以教识字为名,宣传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保家卫国。袁世晃和我积极动员家人和邻友去听课。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东进。12月1日,成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春重建中共南通县委。1941年7月瞿树滋被任命为金沙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五里庙小学毕业年龄较大的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纷纷参加新四军和地方武装。9月16日,侵驻金沙镇伪二旅张圣伯部一名伪军,窜到袁家近旁正欲强奸一良家妇女。袁世晃与父兄听到呼救,拿起大锹和刀具,立即赶去杀死伪军,救了这名妇女。随后袁世晃的父兄毅然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不久,袁世晃也投奔新四军,和恩师瞿树滋联系上,在区里担任文书和通讯联络工作。
我的胞兄庄凤林系南通县委联络部驻金沙镇敌据点情报员,因叛徒出卖,于1942年2月9日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就在这一年的春末夏初,袁世晃来找我,给了我23元“法币”,说是瞿区长叫他带来的,要我交给寄父、寄娘(即干父、干娘)。他还问我:“想不想报仇?”我答:“想报仇。”又问我:“怎么报?”我答不出来。他开导说:“你要报的是家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被日伪军毁了,家人被杀害了,这些家仇靠各家各户去报是报不了的。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土被日寇侵占,沦陷区的同胞全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报的是国难家仇。”又说:“大家只有投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拿起武器抗日救国,才能报仇雪恨!”他随即送我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小六子的家》。他要我好好看看。原来小六子一家被日伪军害得家破人亡,正是投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路。
临走,他叮嘱我:“你还小,平时要注意安全,想报国难家仇要藏在心里,千万不能流露。如有机会还是要好好读书,有了丰富的知识,将来可以投靠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听了袁世晃的一席话,我感到这位小哥哥参加革命工作才半年多,已经成了很懂革命道理且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大哥哥。1942年的中秋节后,新四军派了一位同志推着独轮车,把我送到黄海边由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三余中学读书,一切费用全由新四军提供。
放寒假从学校回来,听说袁世晃已从区里调到《苏中报》社,当了小鬼通讯员。1943年4月,《南通报》创办不久,又听说袁世晃调到《南通报》社,担任了记者兼总务。县长梁灵光在反“清乡”斗争动员大会上,专门讲了报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作用。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还提出:我们共同努力开展竞赛,打击敌人“战斗英雄用枪杆子,铁笔英雄用笔杆子,看谁对革命贡献大”。袁世晃和同事们以笔杆子作刀枪,揭露日伪“清乡”的阴谋和滔天罪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支持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并不分日夜,不顾险阻,及时采写反“清乡”斗争胜利的消息和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以鼓舞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和部队的斗志,更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1943年4至9月,日伪军第一期“清乡”失败后,进行了三个月的延期“清乡”,未能得手,接着又开展“高度清乡”,派兵占领农村大小集镇,压缩我军民的活动范围,反“清乡”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尽管如此,袁世晃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继续坚持反“清乡”斗争。1944年3月18日,他和同事邢法去骑岸镇东四里庙采访,再去地下交通站拿稿件和资料。当他俩走到四里庙时,遇到下乡“扫荡”的日军,不幸被捕。当晚,被押送到骑岸镇敌据点,三天后被押送到石港。在狱中,二人受尽种种酷刑,始终未向敌人透露半点秘密。4月24日,袁世晃和邢法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大义凛然,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附近群众含着热泪目送着两名少年英雄从容就义。就义时两人昂首挺胸拒不下跪,被敌人在胸口连戳数十刀壮烈牺牲。当时,邢法年仅17岁,袁世晃年仅16岁。县委书记周一峰得知,痛惜而坚定地赞扬说:“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有如此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中华民族大有希望,中国大有希望!”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分别给两名烈士的家属颁发了褒状。
这两名少年英雄壮烈牺牲已有80年了,他们和我的胞兄庄凤林一样,一直激励着我延续红色基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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