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拯救衰败中的县中和县域教育？

作者 | 郑渝川

县中衰落现象，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在国内很多地方呈现。

新出版的《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中，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就借助具体案例分析指出，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地方的县中延续着过去多年来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单一，习惯于“满堂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到认真研究新高考改革、新课标，且师资更新缓慢。

县中的教师通常意义上在县域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端的是“铁饭碗”，并不担心筛选和淘汰的竞争，拥抱变化的主动性，相较于那些选择在大城市竞争发展的教师同行要相对弱一些。而教师阶层到了中年，仕途和职业技术上升空间获得发展的可能，就已经微乎其微。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21世纪初以来呈现出的全新特征，对于县域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形成了持续的压力。

世纪90年代发源于苏南地区的经营城市、土地财政概念逐渐扩散到全国，形成了大中城市急剧扩容扩张的浪潮。尽管中小城市和县城也积极加入了这种扩容扩张浪潮，但土地财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产业与房地产双向驱动为基础，而最符合要求的显然只能是较大规模及以上的城市。

所以，站在21世纪初第三个十年再回望过去，我们就不难梳理出一个比较明朗的进程：直辖市、省会城市、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大的城市整体崛起，且继续扩大着产业和人口规模，而这成为工业经济和房地产狂飙的依托。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他们、她们原本就来自于中小城市、县城和农村。

这就是县城优质生源和师资剧烈流失的奥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世纪初以来，高速公路路网以及高速铁路干线网在国内各地相继成形，但这本身为大城市“虹吸人口”带来了助力，而很多大城市本身并不具备将资源、项目、资金带动区域内中小城市和县城发展的意愿及能力。正如《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而中考和高考升学率尤其是名校升学数额的持续下降，又进一步重挫了县域居民对于县中教育质量的信任。

县中衰落，但不是衰亡，大多数中学依旧在年复一年的招生办学，但剩下的生源“在家庭背景、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和职业规范当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就像是有关高校在县城和乡村开展广泛调研中所发现的那样，智能手机的普及，更使得这些留在县域及乡村的孩子深陷其中。生源质量发生的变化，显然也会让老师，哪怕是曾经饱含热情的老师也降低了期待。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将县域经济和社会的衰败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进程和结果，用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发表感叹，但不作任何努力，县中、县域教育的衰败也会继续下去，哪怕是很多因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竞争生存压力过大而选择回归中小城市和县城的中青年，也有很大可能性因此再度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县域，抑或抑制生育、抚养孩子的意愿。

但如何努力，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提振县域教育，也饱受争议。国内绝大多数地方的县域财政，长期以来都呈现出“小县城办大教育”、“穷县城办大教育”，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持续增加对于本地中小学的经费投入，不可能做到参照大城市师资薪酬的标准来为本地师资设定相对较高、具有竞争性的薪资，也谈不上重金引才、留人。这就限制了县域教育留住优质生源的能力。

如果采用相对发达的省级或市级行政单位，通过财政支持、师资等优质资源输出等方式来帮扶县域教育，如《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书中所反映的那样，这确实有助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均衡化，但不能解决生活在县域及乡村的孩子，缺乏大城市背景知识，缺乏对高度发达的服务业、文化产业、金融业基本知识的了解所可能在中小学各阶段学习中的巨大隔膜。

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方式为县域引入更优秀的师资资源，都不能让课本、教材、课外书、视频中展示的以城市生活、未来科技为蓝本的知识背景，在孩子们的面前具象化展现；而从外引入的优秀师资，往往与县域本地的文化、社会是脱节存在。

能不能重新恢复20世纪90年代直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期间，国内一些地方发展出的超级中学式的县中的模式呢？当时，这些县中通过选校费、择校费等收入，得以提高了自持资金数额，有能力引进及留住部分关键科目的优秀教师，然后通过对高考命题范围和规律的反向性探索，完善所谓的题库，对学生进行高密度、高强度的题海训练，其高考上线人数、升入985和211院校的考生比率等，都并不亚于省会城市的知名高中。

但对这种模式的迷信本身也有问题，因为这种模式这些年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只是因为不太符合高考改革、新课标的要求，而且如前述，生源、师资条件改变以后，这种模式的训练效果就不会像过去那么明显。

上述模式更大的危害在于，原有的县中模式，是以追求名校录取数量和指标为首要目的的，并不考虑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无论是能考入名校的，还是考入一般学校的，以及落榜生的人生发展、身心健康。很多人最终不可避免从校园走向农业、手工业、工厂、零工等工作，县中的教育能够带给他们、她们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