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现状：羡慕其他老俩口还能拌嘴吵架，最怕夜里上厕所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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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还能动，就不算老”。66岁全爷爷夫妻俩在家种了20亩田的稻谷，自己开手扶拖拉机，此外还种了2分菜园地，养了20只鸡。稻谷年收入约1000元/亩，加上养殖的小龙虾，每年平均能有4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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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龄老人而言，丧偶是老年生活的关键“拐点”。“望天不晚”是老年人对时间难过的描述。“长夜难测”也是高龄独居老人生活困境的一种反映。当老人进入独居状态之后，其发生摔倒等意外事件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难以被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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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生活的困境，老人们并非只能被动承受和等待，他们也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做出回应，比如自发成立“老年闺蜜团”。“我们从当媳妇的时候就在一起干过活，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嘛，肯定熟悉，现在老了又玩到一起了。”

“就像是做了一场热闹的梦”，这是每逢重大节日时许多农村老人的心理感受。“热闹的梦”表达的情感无疑是复杂的：在团聚的日子里，老人得以盼回远方的儿女，享受子孙满堂的温情和乐趣，沉浸在村庄喧闹热烈的节日氛围之中；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热闹却注定是短暂的，就如梦境一般，还来不及回味就要匆匆离别。

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如何？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和子女的关系？如何高品质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陈璐长期关注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有着丰富的田野一线调研经历，以下是她的自述。

“留守老人”：城市化和市场化之外的群体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亿，其中农村老人占比高于一半，约1.3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众、学界乃至政策部门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想象，集中以“留守老人”这样一个承载着宽泛内涵和丰富情感的概念表达出来。

显然，“留守”是相对“外流”来说的，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当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加入进城务工的大潮，缺乏市场参与机会的老人便构成了留守乡村的主力。随着主要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城市化，村庄的空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家庭内部的空间分离成为常态，完整而稳定的家庭及社会单元也趋于瓦解。

一个普遍的共识似乎是，农村老人是当前社会的主要弱势群体，对于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图景的想象也因而常常带有消极色彩。去年冬季，以深入了解农村老人生活为目的，笔者曾经在中部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调研一个月，与不同老年人聊天、观察并参与他们的生活。不同于初期对农村老人较为笼统的悲观想象，笔者尝试将种种“预设”与“常识”悬置，从而呈现和理解农村老人的平静日常。

“只要还能动，就不算老”：重新定义“老年”

调研初期，笔者常常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怎么称呼我的访谈对象。从对劳动力的制度设定上说，只要超过60岁，统统都被视为“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因此无差别地称之为“爷爷”或者“奶奶”似乎是比较自然的。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许多农村老人一点也不像“老人”，尤其是老人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老了。

这一反差让笔者重新反思一个问题，在乡村生活的语境下，“老”是在什么意义上被界定的？对于这一问题，几乎每一位老人都有共同的回答——“只要还能动，就不算老”。在这里，“能动”不仅是指生活能够自理因而还不产生依赖他人的需要，更是能够继续从事劳动以创造生产性价值。调研发现，不同阶段的老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灵活调整劳动方式。

对于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来说，其劳动能力不亚于“壮年”。66岁的全爷爷两个儿子都已经在市里工作买房，夫妻俩在家种了20亩田的稻谷。自己会开手扶拖拉机，整田、拖谷都是自己操作，不需要请人。此外还种2分菜园地，养20只鸡。其中，稻谷年收入约1000元/亩，加上养殖的小龙虾，每年平均能有4万元收入。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们常常会降低农业生产的规模。74岁的金爷爷夫妻俩一起种7亩田，插秧和收割环节会请机械，田间管理自己干。另外种5分菜地，养10多只鸡。每年水稻留下口粮之外纯收入1万元，另外空闲时还到附近的堰塘收零散的野虾，这部分收入一年7千元左右。

到了高龄阶段，老人们会转向更为轻松的劳动节奏。81岁的安奶奶在老伴无法帮忙劳动后便开始从种水田到种旱地。其中的考虑是：重体力劳动不多，正常天气下不用抽水，打药也相对轻松；此外，投入的成本比较少，不用请机械，买种子和农资也相对便宜。

如此一来，“能动就一直动”，确实成为农村老人的普遍生活状态。只是，不同于对农村老人无休劳动的悲情化描述，笔者从老年人的自我认知中发现了更多的积极内涵。

首先，劳动使得老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此，自给自足反映的是乡村自身存在的内循环经济，也就是大多不需要参与市场交换就能获得，这是生活成本低、生活质量却不差的根源。一位奶奶给我总结了她的“生活智慧”：种水稻作口粮，谷糠喂鸡；旱地种的油菜、花生、芝麻换油，绿豆做饼，玉米可以喂鸡；菜园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不用花钱买菜，剩菜喂鸡；喂的鸡在年节时招待客人，鸡粪充当农家肥。

其次，劳动也是老人实现自主生活的途径。在劳动能力较强，有货币收入积累时，可以“泼辣点花”，抽烟喝酒，买零食水果，自己赚的钱自己花；等到劳动能力下降，货币收入不足时，就“收敛一些”，少买点烟酒，保证一日三餐的基本生活；直到无法再种田，也还可以种种菜园子，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吃。

最后，劳动还为老人提供了意义生产的能力。在老人的观念中，“享清福”并不意味着自己什么都不做、靠子女给吃给喝，而是“通过自己劳动，吃穿不缺，过年儿孙回家时，自己能杀个鸡、摘新鲜蔬菜招待他们”。通过劳动，收入不多的老人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子女的关心，为子女减轻压力。

此外，在村庄社会中，劳动能力常常与对个体的社会性评价相关联。被当地人视为“劳动模范”的，是一位70岁靠自己种油菜田的奶奶，她种植的油菜受到其他人的一致表扬；如果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就不劳动，则会被其他人议论，称之为“懒汉”，在社会交往中也会受到隐形的排斥。

“望天不晚，长夜难测”：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

调研发现，对于高龄老人而言，丧偶是老年生活的一个关键“拐点”。在丧偶之前，老年夫妻构成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然而，丧偶之后，老人面临的是生产生活基本单元的瓦解。

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老人，丧偶最直接的冲击在于陪伴的缺失。当地人将丧偶称之为“分伴”，恰恰反映了陪伴对于老年生活的重要性。“分伴”之后，许多老人都反映没了说话的人。

“望天不晚”，是老年人形容时间难过的一个描述。调研中遇到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妻，爷爷行动迟缓不能劳动，这位奶奶有时会“吐槽”在家和爷爷拌嘴吵架，但在其他“分伴”的老人们看来，有人拌嘴吵架也是一种幸福。

此外，“长夜难测”，也是高龄独居老人生活困境的一种反映。在陪伴的缺失之外，丧偶之于老年生活的冲击还在于风险的增大。当老人进入独居状态之后，其发生摔倒等意外事件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并且这些困难和风险往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难以被及时发现。

某次，笔者到86岁独居的英奶奶家，碰到大家在一起聊天，其中关于“意外发生之后怎么办”的话题引发了热烈讨论。

——一个人就是怕摔跤，没有安全感。你说，晚上出来上个厕所，万一摔在地上，又喊不到人，摔在哪里就死在哪里了。

——可以喊旁边的邻居？

——我这旁边四家都没住人，哪里喊得应。就算喊了，别人也是老年人在家里，大冷天的自己都怕摔。再说了，就算听到了别人过来，也打不开门啊，你又不能给他开门。

——那打电话给孩子？

——摔得人都不清白了，哪里还能打电话，能打电话那都算不上摔。而且晚上上厕所就披个衣服，哪里还带手机，带着手机也看不见按键，要用手电筒照着才看得清，摔了怎么搞得成。

——家里安个监控，子女看着？

——安了也不可能一直看着，我们这边没听说。

——可以在房间装个电铃，自己按得够。

——电铃放在哪里都不行，你摔了都站不起来，哪还有力气去按……哪样办法都搞不成，要死就快点死了算了。现在到了冬天，摔倒冻死的多，像我们，就是不知道是今天冻死还是明天冻死。

可以发现，在老年人群体中，相较于低龄有伴的老人，高龄独居老人开始面临实质的养老困境：闲暇如何度过，孤独如何排解，意外如何求助，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老年闺蜜团”：当媳妇时就一起干活，老了又玩到一起

遭遇生活的困境，老人们并非只能被动承受和等待，他们也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做出回应。在调研期间，笔者发现了这样一个“老年闺蜜团”：每次路过村口的一个老房子时，都会听到从里面传来的阵阵笑声，走近后发现，不大的屋子里坐了近10位老人，基本都是女性。仔细了解后发现，她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均为高龄独居老人。

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是老人们心中似乎都有一些不言自明的“默契”：

一是，老人们有着共同的“根据地”。奶奶们居住比较分散，其中邓奶奶家是相对中心的位置，正好在路边，所以其他人就将她家当做了聚会的“根据地”。

二是，老人们聚会就像“上班”一样规律。只要天气好，奶奶们干完手头的活，吃完午饭之后便聚集到一起，下雨离得远的就不来，等到下午五点左右大家便陆陆续续回家做晚饭。

三是，“日白（当地方言里聊天的意思）”是老人们聚会的主要内容。

不同于村庄中普遍的松散关联，在这些“默契”之下，高龄独居老人们构成的“老年闺蜜圈”变得更像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形态。令笔者感到惊讶的是，住得最远的一位奶奶行动不便，从家里到“根据地”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即便如此她也每天都会来。那么，对于老人们来说，这一自发组织的“老年闺蜜圈”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过多次参与观察后发现，“老年闺蜜圈”实质上重建了老人们在独居之后的生活秩序。在有规律的聚会中，独居老人得以低成本地安排生活的空白闲暇。

一是身体上的低成本。聊天不需要什么文化水平，甚至不需要识字，对身体素质更没有什么要求。二是经济上的低成本。聚会不需要花钱，房屋属于个体但同时也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三是心理上的低成本。老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往往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体验，因而也有共同的话题。正如老人们所说，“我们从当媳妇的时候就在一起干过活，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嘛，肯定熟悉，现在老了又玩到一起了”。

其次，聊天也是一种纾解独居老年人心理弱势感以及彼此之间交流信息的渠道。

老人们的聊天内容非常广泛：有日常的生活，吃的什么菜，看了什么电视；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什么菜好种，何时浇水打药；有家长里短的话题，谁家的孩子在做什么工作，找的哪里的媳妇，工作赚多少钱；有关于自身病痛的诉说，感觉哪里不舒服，吃的药有没有效果；还有围绕村庄公共事件的讨论，哪里在修路，垃圾怎么分类等等……

最后，有规律的聚集也以可预期的“在场”方式为老人们编织起一张“安全网”。

相较于个体式的闲暇打发方式，聊天具有集体性和在场性。对于老人而言，“在场”意味着个体面临的意外风险能够被“看见”。一位奶奶说，某次自己在家里不小心摔倒起不来，刚好碰到其他奶奶过来玩发现才及时送医。这意味着，独居老人能够从面对可能意外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中得到解脱。更为普遍的是，老人们日常也会相互“挂念”。杜奶奶倍感温暖地说，自己有次在家干活两天没有去玩，大家就一起找到她家里来了；同样，她也肯定自己也会对其他人如此。

深入农村老人的生活世界，发现其中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想象。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的经济资源匮乏，老人的生活也面临诸多不便。然而，与全然的悲观化图景不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农村也存在着能够支持养老的本土资源，比如灵活匹配劳动能力的土地，提供非正式支持的熟人关系，以及承载乡土伦理的传统规范，等等。

或许，只有悬置对农村老人的统一化、悲情化的想象和预设，才有可能发现其中蕴含的积极面向，去发现、激活和联结起那些尚未被重视的积极资源。从而以此为起点，建构一个适老化的美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