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沿用千年的特色制度，却被诸葛亮批没用

前言：

明代学者冯梦龙，著有一本处世奇书《智囊》，用一个个真实小故事，来启发读者的心智，历来被作为谋士的必备读物。在《智囊》“上智篇”中记载有一段话，说在三国时期有一些蜀国人，批评诸葛亮在赦令上非常吝啬，法令又很严厉。诸葛亮对此回应说，治理天下应该本着至德至公的原则，而不该随意施舍小恩小惠，汉朝的匡衡与吴汉，就认为无故开赦罪犯不是好事，例如刘表父子年年都有大赦，而结果却败坏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赦免罪犯对国家并没有好处。事实真如诸葛亮所说，赦免罪犯没有一点好处吗？我们来研究三国前身汉代的特赦的制度，就能发现问题的答案了。

汉代大赦的频率与宽宥范围

大赦是君王通过颁布法令，对罪犯免予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赦宥制度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经过夏商周与春秋战国的不断完善，正式被确立就是在汉代，作为一项特色制度，受到后世王朝数千年的沿用。代秦而兴的汉朝，汲取秦朝急法不赦的教训，根据自身需要，对大赦制度不断改革施行，据统计汉代一共举行过140次大赦，这也引起了世人对于大赦的争议。汉代的宽宥与秦朝的苛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使得汉朝因此享国四百年之久，而秦朝二世而亡，所以大赦制度受到了后世的广泛继承。汉代举行大赦的事由，大多与宗教灾异、政治、军事活动有关，在发生一些大事的时候，大赦就是其中一个必备的元素过程。不过汉代举行大赦，也不是什么罪行都能被赦免，其中大不敬、作反、谋杀、擅自称诏等十种罪恶，是不能够被赦免的，其它诸多罪行都可以被宽宥赦免。

汉代大赦的因由与用词变化

汉代的大赦起先一般是皇帝本人主动实行，或者经过大臣的建议实施。在举办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改元、定都、立后、立储、祭祀、灾异等等大事上，皆要举行大赦，一旦出现这些缘由，皇帝本人或者大臣，都会主动提出举行大赦。赦令的执行需要大赦诏书这种法律文书，在内容上比较明确，说明赦免的原因与内容，是一种纯粹的罪与罚赦令。例如汉高祖五年，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语言非常简明易懂。不过到了文帝时期与武帝时期，分别受到道家与儒家的影响，在大赦诏书中，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并引用了很多经典古籍。

汉代大赦的执行过程

大赦诏书由上而下逐渐传递，经过皇帝的恩准之后，交给宰相与御史审阅，兹后下达到全国各郡与王国，属县负责人最终释放囚徒。一般的诏书无论远近,都要加盖皇帝印玺与制符，但大赦诏书是个例外，仅仅需要加盖司徒的公章即可。在赦令到达基层后，为了方便百姓理解，朝廷十分重视诏书的颁布，不仅诏书中有皇帝布告天下的字样，各地衙门还配有专门解释诏书内容的官员，将百姓召集在一起宣读。事实上汉代有许多古籍，都记载过罪犯逢令赦免或者减刑的事，这证明了大赦诏书在基层，得到了广泛的贯彻执行。例如敦煌汉简中就记载了一件事，被判为司寇的冯奉世，恰逢遇上了赦令被免为庶人，迁回自己的原籍。要知道秦汉时期的迁徙刑，是一生不能回到原籍的，从中可以看出，冯奉世被免刑回到了原籍地，是一项极大的恩典。

汉代施行大赦的原因

关于汉代为什么要频繁举行大赦，其中的原因也非常值得探讨。虽然汉代大多沿袭秦代的制度，但秦因为暴政而亡，这也让汉代的统治者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那就是严酷的刑罚，必定会引起百姓的怨愤，不定期的大赦是缓和矛盾的重要措施。从整体上来看，汉代在政治上保持着非常久的安定局面，但因为各级矛盾所引发的军事斗争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大赦制度能在应对各方危机，缓和内部矛盾方面，有着比军事手段更好的效果。例如在战争初期颁布大赦，往往能瓦解敌人的斗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汉景帝在七国之乱之时，宣布大赦天下以求获得民众的支持。光武帝建武六年，天水与陇西等地逆反之时，由于造反不得人心，往往都是裹挟老百姓起事，所以朝廷宣布赦免被逼的百姓，非常有安定人心的作用，这比粗暴的军事打击要高明的多。

汉代用大赦避免重蹈秦代覆辙

秦因为尚刑而亡，汉代统治者时刻谨记着前车之鉴，如何缓解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避免百姓揭竿而起，是汉代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汉初的无为之治，就是对秦代严苛刑罚的深刻反省。随后汉朝一代接一代地努力使刑罚，向宽宥缓和的方向发展，但严苛的刑罚，也一直是汉代最突出的问题。即使在恤民宽政的文景时期，废除了肉刑也未能达到宽刑的效果，班固曾说过：“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可见汉代刑律依然很苛酷。到了武帝时期更是走向了极端，不仅用重刑，还发明了“腹诽”这个罪名，甚至比秦代时更加苛刻。在这种情况下，施行大赦能对那些被酷刑所造成的民怨，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大赦的确能使得很多罪人侥幸逃脱制裁，但至少能保证没罪的人能免去牢狱之灾，这在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落后的大国中，全面的赦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司法疏导方式了，为避免汉朝重蹈秦代覆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汉代大赦的弊端

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关于大赦，反对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主要来说有三个观点。第一法家思想立场的人，对大赦持有坚决的反对态度，儒家也是其支持者，第三是持有折中观点的人。汉朝无节制地举行大赦，导致了司法上的不公，也助长了不法分子的侥幸心理，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法律的威严也受到了损失，例如《智囊》中诸葛亮表示反对，就是其中代表。匡衡认为举行大赦的初衷，是与民更始给那些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事实上大赦之后奸邪之人更加肆无忌惮，礼仪纲常与道德风俗因此失序，大赦只会助长不正之风。东汉的大将军在弥留之际，也对光武帝进言说：“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矣”，可见他对大赦也是持有反对态度。另外安帝时期的思想家王符，也在其《潜夫论》中，陈述了大赦带来的种种弊端，严厉批评了这种制度与民无益。

现代人看待大赦应有的态度

支持大赦的言论却鲜有记载，不过许多君王与政治家，也认可大赦在应对社会危机，缓和内部矛盾方面，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赦免制度实质上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反映，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通过道德教化比用刑罚，更能让罪犯回归人性，施行大赦是仁政之举。通过严苛的刑罚治理国家，固然有很强的的效果，但是却无法让百姓诚服，赦免这种宽松、缓和的刑罚制度，更能得到民心的归顺，所以它与法家的重刑主义相互配合，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因为制度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区分，重要的是看它能否顺应时势，我们应该对历史上制度，用唯物主义思想进行辩证看待，而不能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苛责。

汉代特赦利大于弊

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大赦的缺点，放纵了罪犯，有损法律的威严，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特别是在王朝末年越赦越乱，更加深了世人对于大赦的成见。但我们要知道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纵观两汉历史，大赦制度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并不像诸葛亮说的那样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于这件事冯梦龙在《智囊》中，给出了精彩评译，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郑国，其名相子产对后继者说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差一层次的君王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猛烈的大火人人都怕，但很很少有人被大火烧死，人们喜欢在平静的河水中嬉戏，却往往都因此淹死，所以用宽容的理念治国是很困难的，常人并不能做得到。

尾声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心用严苛的刑罚，导致了郑国群盗四起，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太叔对此十分后悔，但为时已晚郑国也因此被韩国所灭。孔子说政令过于宽松，百姓就会无礼轻慢，这时候就要用严厉的刑罚来约束，而过于严厉了又会让百姓凋零不堪，这时候就需要用政令来缓和他的处境。用宽容来约束弊残，用严厉治理轻慢，这样就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战国时商鞅甚至对于在路旁撒灰的人，都要加以严酷的刑罚，这未免过于严苛了，梁武帝见罪犯被执行死刑，都会流下同情的泪水，最终将死刑犯放掉，这样又过于宽容懦弱了。《论语》中对于小错予以宽容，而《春秋》则讥讽斥责那些放纵有大错的人，只有二者相互调和，才能实现政事的和谐。冯梦龙的观点还是折中态度，他既不认同宽宥懦弱的治国方式，也不认同严苛的刑罚，只有二者互相协调，才是最好的治国理念，可谓是一语道破本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