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官到底阴暗到什么程度

咱中国有个老词曰“书生误国”，这个词并不是说读书人坏，读书没啥用，而是诟病历史上那些只会空谈理论的书呆子。对历史而言，这个词是十分敏感的，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过，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这个词赋予了一个新的解释，或许正如如今不少朋友误解的那样——在利益的趋势与相当一部分古人的自我局限之下，这些表面看起来谦谦君子的“读书人”做出了极为可憎且龌龊的事，咱们这篇文章就来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咱们首先要提到的便是老熟人张居正。如今有这样一种观点：张居正害了万历，因为万历本来是个明君圣主的胚子，前者望其成龙，自幼便以圣人的标准处处苛求。然而每个人的成长都是需要空间的，张居正硬是把万历这条“真龙”逼成了蛇。再考虑到张居正的私德也绝对称不上传统意义的君子，这一君一臣之间的矛盾便更加戏剧化了。然而，与万历的自我堕落相比，更可悲的是满朝文武的两肋三刀。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下场最可悲的一类人当属改革家，张居正虽然算是善终，但他却也未能跳出这个怪圈。在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后，据《明史》记载：“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国家面貌面貌焕然一新，国力飞速提升，这些改变令张首辅的个人威望达到巅峰，一时间，朝堂上下人人称颂，各种三教九流更是变着法子拍马屁，张居正被生生捧成了“活圣人”。

这段时期，张居正的权势大得有些离谱了，不少被触碰利益的权贵指使手下暗中作祟，抓住对方一点点把柄便大肆弹劾。无奈仗着皇帝宠信，张居正一点事没有，反倒是弹劾者被降职。稍稍夸张点说，张居正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危局，他本人也并不是那种迂腐的书生，相反，他十分擅长玩弄规则，纵容官员搞“灰色收入”。有这样一根顶梁柱撑着大局，既能富国富民，官吏也能填满口袋，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大伙儿支持他不就完了呗。然而文人们偏不：你越是受宠，我们就越眼红，就算皇帝罩着你，我们也得冒着杀头大罪把你扳倒。功夫不负有心人，张首辅的对手们总算找到了破绽。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故去，他按理说应该辞职回家尽孝三年。不过万历皇帝专门下旨，特许张居正无视条规，继续在京任职。皇帝离不开张首辅，大臣们本来也不敢说啥，然而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引发了一场大火。朝廷损失惨重，大伙儿却无比兴奋，张居正树敌无数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弹劾喷涌而出，甚至有些人不惜睁着眼说瞎话，称张居正要造反。万历要质疑，大臣就拿“天降异象”说事儿：他张首辅要是安分守己，老天爷置于发这么大火吗?

结果，原本对张首辅绝对信任的万历，硬是让一群文人撬动了。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渐渐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意识到皇权似乎正在被相权压制，长期以来的压抑慢慢转变为埋怨和愤怒。1582年，张居正前脚刚走，大臣们后脚就反了：之前某个冬天，皇帝想掏腰包赐百官貂帽，张居正就因为始终没有戴这顶帽子，这点小事儿也被专门拎出来，人们痛骂他“假圣贤”;有人甚至还因此衍生出“张居正私生活糜乱，春药吃多了，‘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最终嗑药致死”的谣言，一个二个说得煞有介事，似乎张居正在榻上翻云覆雨时，他们就在一边观摩似的。后来发生的一切正如我们所熟知：好端端一位柱国名相，硬是让这群嘴刁的文官骂成了“奸人”，张家也被害得抄家;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对年轻的万历皇帝造成了沉痛打击，甚至祭出了“二十年不上朝”的壮举。

咱们要讲的第二个例子便是于谦于少保，若说张居正延长了明朝国祚，那么于谦干脆就是逆天改命，硬生生地掰弯了历史走向。同张居正不同，于谦就是历史上那种最典型的正人君子：为官不贪，事事但求问心无愧，忠君爱国，整个人就像一块钢板，无懈可击。然而于谦千不该万不该，偏偏碰了封建社会的超级禁区——废立。

土木堡之战前后那段历史，大伙恐怕已非常熟悉，咱们在此不多做赘述。在绝境中，于谦力拒迁都南京，从监狱中临时放出石亨、杨洪等一批可用之人，重整军队，安抚军心，硬是一步步挽回局势。明英宗被俘期间，正是于谦一手将代宗扶上皇位，若于谦稍稍有点“政治头脑”，把英宗丢下不管，只要代宗屁股坐在龙椅上，那么于少保便是大明首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一根筋的于谦非要不计代价地迎回英宗，当然了，这种做法无可诟病，但它却给了对手们扳倒于谦提供了契机。

公元1457年，明朝发生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在一群官员的起哄下，英宗对代宗势力发起了残酷的清算。于谦作为当时的百官之首，同时也是明英宗本人的救命恩人，英宗本来并不想动他;况且于谦为官正值，既不贪污也不结党营私，英宗就算想动他也没借口啊。结果在徐有贞等叵测之徒的忽悠下，文官们硬是捏造出“于谦不死，夺门之变便是谋朝篡位”这样的荒谬理论，这才让英宗下了杀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伙文人给于少保扣的罪名还相当低级。

原来，明代宗深知于谦不贪，索性不再赏赐钱财，而是在京中赐了座大宅子给他。眼看圣恩难却，于谦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不过他也从没打算过搬进去住。为了不让皇上面子挂不住，于谦特意随便找了些兵甲、玉带之类的东西放进宅子，每年还抽几天装模作样地去逛一番，表示自己并没有把皇帝的一番好意晾在一旁。然而，在扳倒于谦的过程中，这些兵甲等物件居然都成了他要起兵造反的“铁证”。于谦被搞臭后，一群文人暗自得意，反倒是有个太监当朝大骂，说于少保为国解难，刚正不阿，朝廷咋就容不下这样的正人君子呢?

于谦之于明朝的一切，其实在唐朝也上演过，这也是咱们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公元756年，18万叛军直逼睢阳城，城内只有守军约7000人，敌我差距悬殊，满城军民用血肉书写了唐王朝最光辉的一笔，然而，这场名震古今的战役却也解开了封建中国最丑恶的一面。

睢阳城中有两位主将，分别是御史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值得一提的是，张巡在军事上是个鬼才，曾于雍丘一役以两千兵力同4万叛军精锐打得有来有回。许远则为人宽厚大度，自知在军事上远不如张巡，便主动让权，自己在后方安抚民心，做好后勤保障。虽然张、许二人配合紧密无间，睢阳军民也足够英勇，但叛军实在太多。当睢阳城门被攻破时，城中早已弹尽粮绝，守军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叛军把36名守将当众处死，即便如此，城内居民仍无一人屈服。

虽然睢阳城未能保住，但这场战役却成了安史之乱的转折。不久，敌将尹子奇被斩，唐军一鼓作气收复洛阳。平定之后，张巡和许远分别被追封为御史中丞和待御史，朝廷为两位国家英雄立祠，画像入凌烟阁。按理说，这本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然而两位尸骨未寒，文人们就又坐不住了。

据《新唐书》记载，大历年间，张巡的儿子张去疾曾经上书弹劾许远：“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功业堕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张去疾选得角度十分刁钻——他嫌自己爹的遗体让叛军搞得乱七八糟，许远却干干净净，因此状告许远是叛军奸细，要求皇帝下令剥夺其官爵。这种荒谬的猜测完全站不住脚，甚至堪称混账，然而文人看热闹不嫌事大，非但不斥责张去疾瞎搞，反而又挖出了不少“黑料”：一群文官义正言辞地指责张、许二人在睢阳城内物资消耗殆尽时杀妇孺为食，吃光小孩后还要对老弱病残下手，皇上您听这是人做的事儿嘛?大伙儿不管它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反倒是先图个嘴快，见人就讲，还说得煞有介事。

要知道，十几万大军围困睢阳城时，张、许曾差人四处借兵借粮，谁料周边同僚全部装傻充愣，前者最终也才借到三千人马，结果还没靠近睢阳城便消耗殆尽。叛军得势时，大批官员倒戈或是干脆“消失”，然而当唐皇重返帝都时，他们又高呼着跑出来恭迎圣驾了。当初跑路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狼狈，如今大伙儿在朝堂上再见面，彼此相视一笑，似乎之前的不堪只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他们瞬间忘掉了自己的懦弱耻辱，转而对救命恩人口诛笔伐，这种丢人的事儿居然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这或许便是我们所说的“书生误国”的另一层意思，有些人甚至把它套上了“劣根”之名。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斗争惨烈的权力层中，士人们主动或是被迫地迎合当权者的利益，这并不是古人品格的根本体现，而是利益与社会现实的具体反映，正所谓“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这并非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就可以轻易改变的。纵观历史，诸如文章所讲的这类故事举不胜举，满嘴仁义道德却行卑鄙之事的小人更比比皆是，然而，古人中更多的是名臣良将、君子正人。但历史同时也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摧垮堤坝的可能不是洪水，而是一窝到处打洞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