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防御策略与宋辽关系的转折

早在五代时期，后汉与辽经常遣使交聘。后周建立时，辽使适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安国军(治邢州)节度使刘词派人送辽使到京城开封，后周太祖即派使臣赴辽，后周与辽遂聘使往来。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攻辽，两国中断往来。此后，双方各取守势。宋朝建立后，宋以横海军(治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陈思让为关南兵马都部署，负责对辽的全面防务；并将原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仍旧负责北部边境的巡防。辽方则以“非将帅才”的萧思温任南京(今北京)留守，负责南部防务，亦无南侵之谋，更无南侵之举。宋建立之初，宋太祖的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南方的各割据政权。

宋太祖在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取南方诸国，后取北汉，最后才是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为了保证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宋太祖对辽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宋太祖曾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后蜀)，次及荆(此指荆南、湖南)、广(南汉)、江南(南唐)，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

因此，宋对于被辽朝占有的燕京地区，首先采取以钱赎取，赎取不成才考虑以军事手段夺取。宋太祖为此特设“封桩库”以积储钱财筹备赎金，对此他还作了说明，“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辽)，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赎金的来源是平定诸国后“收其府藏”，以及“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二所以，宋初除了在宋军讨伐北汉时，阻击南下援救北汉的辽军时发生较大的战斗外，宋太祖末年以前的宋辽之间，是一种偶有边境局部冲突，又无官方交往，但允许民间进行边境贸易的特殊关系。

甚至在乾德三年(965年)冬，当“契丹侵易州(今河北易县)，略居民时，宋太祖竟然采取“令监军李谦昇率兵入其(契丹)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数，俟契丹放还易州之民，然后纵之的办法，而不是派人前往交涉，也不是出兵反击，正是这种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以防御为主政策的具体体现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年)，北宋建国已十五年，宋辽之间终于出现了新情况。辽方记载这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合住)加侍中，与宋议和”言明主动议和的是宋方。而宋方则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合住的汉名)致书于权知雄州(今河北雄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本)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邻(与)国，不亦休哉！”是年千一月“辛丑全兴以琮书来上，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则表明是辽方主动以和。

史称辽涿州刺史耶律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壤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不论何方请和，议和之意图显然始于相邻的涿、雄二州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亦实有赖于二州地方长官的推动。耶律合住来信中所说的“重修旧好”，当即是指后周太祖与辽互相遣使交聘的历史，“长为与国”是希望两国长期成为友好的邻邦。而宋朝此时正在进行攻取南唐的战争，也希望北部边界获得安宁因而这封信受到宋太祖的高度重视。所以，宋太祖按照对等的原则，要权知雄州孙“全兴答书，并修好焉”。辽方记载次年元旦，“宋遣使来贺”，未见于宋方记载，当是雄州知州孙全兴按照宋太祖“修好”的诏旨，遣使赴辽庆贺元旦。

辽方遂于“夏四月，遣郎君矧(《宋史》作慎)思使宋”。宋方记载此事于三月末到京，而且“先是，涿州遗孙全兴书，云遣使克妙(一作沙)骨慎思”很可能是涿州刺史耶律合住以授权“议和”，而在遣使后才向辽景宗报告的。宋太祖得知辽使前来，派“郝崇信至境上迓之”，而且两次召见，礼节也相当隆重，还设宴于长春殿，并“召至便殿，观诸班骑射，令其二从者袅屋六、除骨与卫士驰射毛球，截柳枝”，以示友好，但这还不是正式交聘的开始。

同年七月上旬，宋太祖派郝崇信、吕端出使辽朝，史称辽朝“至(原字残缺)是始与中国交聘”。而辽使耶律德霸等也于八月下旬至宋京城，太祖不仅“厚赐之”，而且“令从猎近郊”，宋太祖还“亲射走兽，矢无虚发。辽使的任命当亦在七月间。从此，宋辽双方不断遣使交聘，庆吊相通，才有了正式的官方渠道，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刚建立数年的宋辽正常关系，因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率军亲征北汉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