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史领域争取中国人的话语权”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在日本史领域争取中国人的话语权”

——读王金林先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

王金林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王金林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五卷套装本作为“浙商大日本研究丛书”的一种，已于2022年12月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选集》5卷中，《简明日本古代史》《日本弥生时代史》《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均为王金林先生名作的再版或日文著作的汉译合订版，《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引文只注页码）则是一本全新著作。该书对自中国正史中的日本传到新中国之后第五代日本史研究者的相关情况，做了扼要叙述，特别是王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的日本史研究者代表，亲炙吴廷璆、周一良等本领域奠基者的教诲，作为全国日本史研究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开拓者，亲历改开之后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以深切感悟和亲身经历写就的这本著作，是一本有史料、有故事、有情怀、整体展现中国日本史研究样貌、雅俗共赏的简明日本史研究通史。

一

《史略》是一部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通史。该书的上编“中国人研究日本史的悠久传统与传承”分为“中国历代正史中的日本研究”“明清时期的日本史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三章。这一编的意义，是王先生自觉地将当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悠久传统结合起来，把现代的日本史学术研究作为整个日本研究通史中的“新的一页”来书写。王金林先生以日本古代史研究专家的眼光，以非常精炼的语言“对各日本传的优点和不足，阐述独门见解”（序），提纲挈领，非常值得广大的日本史研究者学习。

“明清时期的日本史研究”这一章虽然简略，但是对翁广平的《吾妻镜补》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中国人撰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史著作，是19世纪初翁广平的《吾妻镜补》。这是翁广平花费7年时间完成的一部日本史巨著，是我国日本史研究史上第一部体例规范的日本通史，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王先生也感叹该书“只有少量刊本，流传有限。因此，翁广平和他的《吾妻镜补》鲜有人知”（52页）。可喜的是，今年3月，文物出版社“海上丝绸之路基本文献丛书”中，分四册影印出版了这本重要的日本史著作。

建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体系，是几代日本史研究者的夙愿。王金林先生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一章中，引用了周一良、邹有恒、宋成有诸先生的相关论述之后，也对此问题发表了见解。他重视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要求“研究梯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应具有扎实的通史功底，并以此为基础，对日本史的某一断代或某一专题有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古代史学者不知或不甚知近现代史，近现代史学者不知或不甚知古代史（古代、中世、近世）；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多‘蹲’下来做微观考证，又要能‘站’起来做宏观的归纳和总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说具有“通史意识”就够了，而是要“具有扎实的通史功底”。这样的梯队能否顺利建立，王金林先生表示“很担忧”。他提到：“近些年来，年轻学者不是不想踏踏实实地搞学问，而是浮夸、焦虑之风使不少年轻学者无法静下心来为学问而奋斗。”“浮夸、焦虑之风不除，日本史研究的梯队建立无望。”（78页）

与建立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体系相关，也是当前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史学理论创新的问题。王先生指出：“要建成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其基础应是史料（包括原始史料和学术著作），并对中外学界的以往研究有透彻的认识、理解，同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史学理论是严谨治史之后的结果。正是由于我们基础功底的薄弱，所以真正称得上实证有发现、分析有深度、理论有创新，并且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精品不多。”（79页）重视史料，王先生不只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他编著的《日本历史基本史料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初版）从倭王权的成立到镰仓幕府的消亡，分八章，每章前面是概说，分节排列相关文献史料，是一部以资料集成形式编著的日本古代历史与文化通史性著作。

二

《史略》也是一部以个人经验和情感为基础的当代中日学术交流史。该书中编叙述了王金林先生参加中国日本史学会的成立及组织学会活动、开展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而且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五代日本史研究者及其代表作。下编是王金林先生求学、治学历程的自述。

王金林先生1935年生在杭州灵隐天竺之间的一户普通农民家中，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工作。吴廷璆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也是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王金林先生是南开大学培养的日本史研究者，与南开有深厚的情谊。我在编纂“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曾经计划过将与南开有深厚学缘关系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收录进来，但最终只是选录了在南开大学工作的教师的著作。这种遗憾，我的导师方克立教授在2020年2月2日给我的信中专门提到，他说：“如果把南开日本研究的人才如王金林等都算进去，这个队伍不是更壮观吗？”（《方克立论著集》第7卷，第155页）

王金林先生不只是“南开日本研究的人才”，更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拓荒者的代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在日本出版了四部重要的日本史研究著作，这在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可谓凤毛麟角。不仅如此，王先生还是在当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日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十三卷“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发起者和实际组织者。对此，我曾经在《“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和虚像》中说过：“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齐雁阵，飞越中日历史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纪念的风景。”王金林先生就是这“雁阵”中的领头雁。其中的详细情况在中编第五章第一节“中国日本史研究者首次在日本出版日本历史丛书”中有详细的说明。

上面提到这本书“有故事”，书中记述了王金林先生的诸多亲身经历，有许多故事很感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下编“立志”中说自己的农民“性格”：记恩、记恨。记恩好理解，记恨则是指：“记恨，对于被歧视、被欺压，会终生不忘。面对歧视、欺压，我心中充满不屈的情绪，立志自强的决心油然而生。”（225页）这里说的记恨，是他自己亲历的两次遭受日本学者的藐视。第一次是他请来日本某教授到天津社科院举办日本近代史讲习班（1981年8月12日至9月13日），“大家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学习获取更多更深的知识和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因此希望某教授讲授内容能够加深加宽。某一天晚上，我受参加者之托，带着学员的要求和建议应约去拜见某教授。当我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后，他却不假思索地说了下面一段话：‘你们中国的日本史知识只有小学水平，我用不着讲深，给你们讲中学教科书就够了。’”王金林先生还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他说此话时，是坐在沙发上说的，没有穿袜子，双脚架在沙发边上，一边用手搓着光脚丫子一边说。此言此情，40余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至今仍记忆犹新，犹在昨天，当时，一种被藐视、被污辱之感直刺我的心窝。”（224页）还有一次是1988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遭遇一名日本学者的傲慢与狂妄。王金林先生写道：“受到上述两名日本学者的蔑视之后，‘一定要在日本史领域争取中国人的话语权’的意思开始深深地植入我心间，成为我的座右铭。”（225页）1988年，正好是日本六兴出版社开始刊出十三卷“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的那一年。为了走出“中国日本史研究是小学水平”的阴影，王先生当年下决心“争取和我国日本史学界友好同人一道，在某些我国已有研究成果的领域上，集体展示中国日本史的研究水平和实力”（同上）。当时的场景，应该成为时时警醒中国时时醒史学界的集体记忆。

最近我在读姚大力的《读史的智慧》，其中有一篇《像“肌肤触碰般”地感知过去》，不由得也和他思考同样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想一想，当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变老的时候，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能留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更值得纪念的东西？”大家都能够这样想、而且能够像王金林先生那样去做，大概就可以慢慢戒掉“浮夸、焦虑之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大而言之中国的学术发展就有希望了。

（作者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10月17日《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发布研讨会上的报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