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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沙陀部落人。后唐明宗妻以爱女,以力战功,历官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潞王李从珂欲敬瑭徙镇天平,敬瑭不受,并求援于契丹,“草表称臣,且以父礼事”契丹主,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
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后晋天福元年(936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在今山西崞县)而南”,至晋阳。“石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唐晋安寨“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完全和外界消息隔绝,“声问不复通。”
被围困在晋安赛的唐军经过数月之久,“刍粮俱竭”,军心动摇,统帅张敬达为部将张光远所杀。张光远率全军投降于石敬瑭。时晋安寨尚有马五千匹、铠仗五万件,契丹主悉收取以归其国,降卒五万,悉归石敬瑭指挥。
石敬瑭和契丹主联军俱南和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的同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及其子宣武节度使赵延寿(也是后唐明宗的女婿)也遣使厚赂契丹主金帛,并密书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
耶律德光权衡利害,以为援立石敬瑭为帝较援立赵德钧为有利。时赵德钧父子均驻军潞州,契丹主过潞州,赵德钧父子迎谒,契丹主遂锁德钧、延寿父子,送归其国。德钧郁郁,不一年病死。延寿为契丹谋主,甚见信任。契丹主至上党(今山西长治),北返,石敬瑭率兵南下,唐主李从珂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死。
得国后事契丹以谄
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甲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
天福二年(937年),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原,参用汉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秋七月,“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岁输金帛三十万以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契丹太后、太子、诸王、大臣等,“皆有赂遗”。“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
天福三年(938年)十月,石敬瑭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于是建都于大梁,号大梁曰东京,置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于长安置晋昌军节度。
“成德节度使(镇真定,今河北正定)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主遣使责问石敬瑭,石敬瑭“为之逊谢”。安重荣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并与朝贵书,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
桑维翰是主降派,他密上疏石敬瑭说:“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警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内无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
石敬瑭完全同意桑维翰的看法,坚持和契丹的和亲。天福六年(941年)秋七月,石敬瑭任命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加强了太原的防务。八月,石敬瑭离开大梁,亲至邺都。十一月,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起兵于襄州,不久失败,安从进举族自焚。十二月,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也“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三十里)会战,重荣大败,退回镇州,一共损折了三万多兵,后镇州为杜重威所破,安重荣被杀。
石敬瑭死后的后晋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石敬瑭在邺都病崩,年五十一,敬瑭子重睿年幼,大臣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拥立敬瑭兄敬儒子齐王重贵为帝。
石重贵即位,得到大将河阳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的拥戴,因此重用景延广。景延广请致书契丹时,称孙而不称臣,契丹主大怒,遣使来责问。“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
契丹回图使(经管契丹后晋间的贸易称回图务)乔荣,往来贩易后晋和契丹之间,置邸(堆栈)大梁,景延广说重贵因乔荣,尽夺邸中堆积的货物。不久又把乔荣释放回去。临行,延广对乔荣说:“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为邻为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
乔荣回到契丹,以告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决定对晋用兵。天福八年(943年),“春夏早,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蠕,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硙,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契丹前锋将赵延寿统兵五万人攻陷贝州(治清河,今河北清河),旋又攻下博州(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契丹的前锋在契丹主从弟麻答的率领下,推进到马家口,遭到晋军袭击,“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
三月,契丹主“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城北,东西横掩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
由于契丹军队深入河北,由于军兴,国用愈竭,朝廷“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仗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又下“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
开运元年(944年)冬、开运二年(945年)春,契丹又大举攻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三州,“杀掠殆尽”。晋军反攻,阳城(今河北顺平东南)会战,契丹精骑“四合如山”,晋军力战拒敌,契丹主退至幽州。
开运三年(946年),晋主重贵将北御契丹,以天雄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邺城留守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即元帅),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即副帅),在邺都会合,整军北行,晋主重贵把所有禁军都调拨给杜威和李守贞指挥,以致大梁宿卫空虚。
契丹、后晋两军对峙在恒州真定城南滹沱河两岸,“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和李守贞密造腹心至契丹主牙帐,表示愿意投降,并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谓杜威)果降者,当以汝为之。”
后晋灭国
这样,杜威就召集诸将,出示降表,使诸将署名不战而降。河北州镇相继降于契丹。于是契丹命后晋将领张彦泽率二千骑,径取大梁。这时大梁禁兵卫才五百人,当然无法抵抗,大梁城破,“城中大扰”。
晋帝重贵“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大梁皇城东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帝乃命灭火”。“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都监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张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宝货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哭。”
张彦泽杀桑维翰。契丹主见景延广,诘之曰:“十万横磨剑安在!”欲送景延广至契丹国,延广自杀。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主至大梁,杀张彦泽及傅住儿于大梁北市,以平民愤。
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契丹意不可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契丹主又迁晋主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不久,李太后(后唐明宗女,石敬瑭妻)、安太妃(石敬儒妻,重贵生母)均在东北病死,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云:“周显德中,有中原人自契丹亡归者,言见帝及皇后、诸子皆无恙后,不知其所终。”至此,后晋历二帝11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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