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职场性骚扰被解雇 索要赔偿金被驳回

本文转自：青海法治报

季张颖 陈樱

案情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争议上诉案，案件的起因是职场性骚扰。一条针对男同事的控诉短信，引发公司的一场调查，结果发现多名女同事都有类似被骚扰经历，公司遂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该名男员工主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20万余元。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诉请，近日，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1年，员工朱女士向公司提出离职。

离职前，朱女士在公司微信工作群中发送了一条控诉同事裘先生的微信：“……期间被劝酒，搭肩搂腰数次，我已明显表现出抗拒，但他并没有停止，甚至试图亲吻我，在我强烈拒绝并远离他之后，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转账，觉得是对我的侮辱。……虽然说了接受道歉，可每在办公室见到他，就会想起当天他的行为，让我很不舒服，不想原谅、纵容任何以酒精为借口的性骚扰行为，终于决定在今天曝光。”

公司着手调查后，发现其他女同事也有类似经历。

纪女士投诉说：“入职第一天，人事带我和公司同事见面，大家都很规矩也很热情。唯独他跟我握手的时候还摸了一下，说‘这手又软又滑’，因为第一天入职我有点懵，没好意思呵斥。”

穆女士也投诉说，裘先生多次给她发消息：“你这样可爱，我可以把你带回家吗”“好吃好喝的供着”“做牛做马的报答你”……对此，穆女士回复“受不起”。

于是，该公司以裘先生对多名员工存在言语和行为上的性骚扰，影响公司正常工作风气，违反公序良俗为由，依据员工手册与裘先生解除劳动合同。

裘先生主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0万余元。

裘先生称对朱女士无不当言行，虽曾表示“想要亲吻朱女士”，但无实际行动。朱女士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于非工作时间内的小范围人员聚会中，聚会期间有肢体接触也属合理。因向朱女士表达爱慕遭拒，他通过微信向朱女士转账2000元，希望用这种方式道歉并化解尴尬。裘先生认为，朱女士有足够的知识和常识应对性骚扰事件，直至离职当晚才发声明，显然不合常理。

裘先生还表示，对纪女士说：“手软、有福”，仅是触觉表达，也是一种祝福，无任何性指向。至于和穆女士的相关聊天记录，也只能显示双方比较亲近，且穆女士并未表示不悦。自己的行为没有给朱女士、纪女士、穆女士及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表示，因为裘先生在工作场合内外对女同事有不恰当行为，造成他人心里不适，不利于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影响公司工作开展，故依据员工手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解除劳动关系，解除依据合理合法。

审理

一审法院没有支持裘先生的诉请。裘先生不服，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中，裘先生一再提出，朱女士直至离职才发表声明，不合常理。

对于这一点，合议庭认为，在遭遇性骚扰时，若对方是陌生人，女性往往存有较高的警惕性，通常会直接拒绝或推开远离；若对方是相识的，尤其如本案还兼有工作原因的情形，女性有所顾忌而对受骚扰一事羞于启齿，以致未能在第一时间提出，亦属合理。因此，无论朱女士等人是第一时间提出还是事后提出，均不能否定裘先生前述不当行为的存在。

此外，对于裘先生与纪女士第一次见面的情节，合议庭认为有违社会交往常理，无法使一般人理解为善意的肢体触碰。对于裘先生与穆女士的微信聊天，裘先生存在不当言语，穆女士的回复与裘先生认为穆女士并无不悦并不相符。

最终，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

作为一名民事法官，审判实践中的诸多案例显示，在职场骚扰发生后，当事人主动维权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主观上，职场性骚扰的受害人主要为女性，出于担心名声的羞耻心理、害怕打击报复的恐惧心理及影响职业前景的犹豫心理等，往往选择隐忍，不愿积极维权及取证。

客观上，因工作场所的封闭性，职场性骚扰事发地点较为隐蔽。亲历者仅有侵害人及受害人，事发往往较突然，受害人在瞬间惊慌之下难以有效存证。因此，法院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对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企业内部调查记录等源于用人单位内部的证据，不应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一概否定，若所有在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可认定存在职场性骚扰。

庆幸的是，本案中的公司主动承担了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具体落实到用工管理层面，即建立良好的规章制度来惩戒此类行为。希望更多用人单位能承担起这项法定义务，让职场女性在面临骚扰时，能够勇敢选择为自己抗争，对职场性骚扰大声说出“不”。

沉默不等于接受。无论受害人“完美”还是“不完美”，治理职场性骚扰都离不开法律手段，我们一直在这里，为劳动者发声。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