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案件里的小人物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通制条格》

元代案件里的小人物

▌黄西蒙

元朝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元英宗颁布《大元通制》，是为国家的正式法典。此书包括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法律，涵盖方方面面，其中条格部分（条格即法律条文），就是《通制条格》。它原先有八十八卷，经过后世战乱，至今仅存二十多卷。

《通制条格》里有个刘乖乖的判例，让人印象深刻。《通制条格·卷第三》记载：

大德四年十月，中书省河南行省咨：李百家奴告，定到刘换住妹刘乖乖与弟李五儿为妻，下讫钞绢钗镮，五儿身故，李四十系一父母所生小叔。虽有妻室，即系应继之人。礼部议得：刘乖乖虽是定婚，未曾过门，其李四十已有妻室，二者俱难收继。令刘乖乖别行改嫁相应。都省准拟。

讲的是元成宗大德年间，有个叫李百的人，他豢养的家奴向官府状告，李百的弟弟李五儿，与一个名叫刘乖乖的女孩已经订婚了，连绫罗绸缎、聘礼都已经给了，不料李五儿突然死了。按照蒙古过去“收嫂”的风俗，李五儿的同胞兄弟李四十，可以接着娶刘乖乖为妻。但到了大德年间，元朝的汉化程度比蒙古帝国时期高多了，儒家文化也冲击着蒙古的旧风俗，很多人觉得李四十娶李五儿的遗孀，在伦理上说不过去。经过官府裁定，让刘乖乖改嫁他人，不必守寡，更不能嫁给亡夫的兄弟。至于具体原因，则主要是两点考虑：刘乖乖还没过门，严格来说不算已婚女性；再者，李四十已经有老婆了，再找一个，也不太合适。

从此案中，能看出元朝很多平民百姓的名字为数字，如四十、五儿，而许多女孩子的小名、昵称，则与今日一样可爱，如乖乖，大概就是今天宝宝的意思。

《通制条格·卷第四》里还有个争家产的案例：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中书省礼部呈：大都路申，卢提举妾阿张告争家财。检会旧例：诸应争田产及财物者，妻之子各四分，妾之子各三分，奸良人及幸婢子各一分。以此参详，卢提举元抛事产，依例，妻之子卢山驴四分，妾之子卢顽驴、卢吉祥各三分。都省准呈。

这条讲的是一个姓卢的提举（提举为古代官职名，地方主管之义），家里有个叫阿张的小妾向官府申告家产争议。大概是家人内部关于如何分割家产，实在达不成统一意见，只能上报衙门请求裁定。按照法律规定，卢提举的田产和财务，正妻所生的儿子能拿到四成，而小妾生的儿子能拿到三成，还有一成，由奴婢之子去拿。可见，当时一个男人的妻妾和奴婢，都对家产有一定的参与权，只是根据身份等级不同，拿到的家产各不相同。

这位卢提举的儿子们的名字，也颇有时代特色，嫡子名为卢山驴，庶子名叫卢顽驴，听起来十分不雅。其实在元代，名字里带“驴”的大人物也不少，比如有进士和户部尚书就叫丑驴。或许因“驴”字不太文雅，有人改写为“闾”，其实丑驴、丑闾是一个意思。这种蒙古人的起名习惯也影响了汉人，卢山驴、卢顽驴在正史上没留下丝毫足迹，但在当时应该是生活还比较优渥的老百姓。卢提举的小儿子卢吉祥，名字倒是“正常”多了，却地位最低，分到的家产最少。

《通制条格·卷第十七》里有个因封建贞烈观念而死的女性的案子，记载曰：

皇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奏：“大宁路管辖的高州玉甃寨赵哇儿小名的妇人，年二十岁，他男儿病重呵，与夫同亡，么道说誓来。在后他的男儿没了呵，那妇人教做了大棺子自缢死了，和他男儿一个棺子里埋葬了有。妇人每似这般殁了男儿，贞烈与夫同死的上头，合除免杂泛，旌表门闾。”么道辽阳省官人每备本处廉访司文字，俺根底与将文书来。俺商量来，他每说的是有。奏呵，奉圣旨：是好勾当有。止免杂泛呵，轻有。本户的差役也除免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元朝的奏章乃至圣旨里，都有不少文白混杂的情况，这从侧面说明，当时不少官吏的文书水平不高，官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堪忧。奏章里出现的地名——大宁路管辖的高州玉甃寨，仅在古籍里出现过一次。大宁路，是元朝辽阳行省下辖的行政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而高州的位置，大概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的敖汉旗附近。高州，相当于今天的县，玉甃寨应当就是村镇之名了，具体位置完全不可考了。这一案讲的是在玉甃寨这个地方，有个叫赵哇儿的二十岁女子，丈夫得了重病，临死之前，很担心她的未来。赵哇儿却不肯独生，非要随丈夫一同去死。丈夫病死后，赵哇儿果真自缢身亡，家人将他们放到一口棺材里安葬。此事感动了官府，便表彰赵哇儿为烈女，还为其家人免去赋税。

此事后来被记载于《新元史·列女传》相关部分，记述者对这个故事做了一些简化。《新元史·卷二百四十四》有言：“赵氏，名哇儿，大宁人，年二十。夫萧氏病剧，谓哇儿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儿曰：‘君幸自宽，脱有不讳，妾不独生，必从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殁，即自经死，家人同棺葬焉。”赵哇儿，在古代的伦理标准里，就是个纯粹的贞洁烈女。而从今天的观念来看，则有愚昧之处，但像她这样的女子在古代并不少见。

书中还记载了一个杨马儿的案例，他竟然在地主田里挖出宝贝。《通制条格·卷第二十八》有记：

元贞元年闰四月，中书省刑部呈：大都路杨马儿告，于梁大地内与杨黑厮跑土作耍，马儿跑出青磁罐一个，于内不知何物，令杨黑厮坐，罐上盖砖看守。马儿唤到母阿张将罐跑出，觑得有银四定，银盏一个，私下不敢隐藏。本部议得：杨马儿于梁大地内跑出课银四定，银盏儿一个，拟合依例与地主梁大中分。缘杨黑厮曾经看守，量与本人银十两，余数杨马儿与地主两停分张。都省准拟。

此案的复杂之处，在于杨马儿、梁大、杨黑厮都属于挖到宝贝的利益方。按照法律规定，银锭和银盏都是梁大的土地里挖出来的，肯定要分给梁大一部分，剩下的就归杨马儿。但是，如果没有杨黑厮一起与他玩耍，以及看守和维护安全，估计宝物早就不翼而飞了，因此，银子的一部分应该分给杨黑厮。这起判例，说明元朝法律在具体执行中，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决。

对于今人而言，《通制条格》虽是法律典章，读来却毫不乏味，因为它记录了不少法律案件，且涉及大量不见于史书的民间事件，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而且，其中有不少奇人奇案，讲述了元朝一些民间小人物的故事，读来也很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