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是不是女性主义电影？

如何定义女性的自由

《可怜的东西》是不是女性主义电影，已经一路吵到奥斯卡颁奖前夕了。

有人说它“根本是中年老男人对花痴女的性幻想”，也有人说那些和女主角贝拉做爱的男人们，就像贝拉“用完即弃的避孕套”。

不管是哪一方的形容，都够生猛。

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拍过《狗牙》。孩子们从小被关在家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僵尸是一种小黄花，猫是一种会吃人的猛兽。在极恐怖的封闭专制围栏中，父亲为了杜绝孩子们和外界的接触，竟然让女儿解决儿子的性需求。

他也拍过《龙虾》。单身者必须找到伴侣，否则就会被手术变成动物。所谓灵魂伴侣，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哪怕是肤浅的荒谬的共同点，比如都流鼻血，比如都是瞎子。如果没有，即使相爱，也无权在一起。

上:狗牙Κυνόδοντας(2009)

下:龙虾TheLobster(2015)

那些看似非人的变态、扭曲之下，映射的是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的荒谬恐怖故事。

《可怜的东西》更是把扭曲两个字写在脸上。维多利亚跳海自杀，医生古德温发现她腹中的孩子还活着，便把婴儿的大脑装进了她的身体。贝拉·巴克斯特那具美丽的身体和那天真的眼神之下，有一条恐怖的缝合线。

这么生猛，这么极端。它符不符合“主义”，在这种肉身与智性撕裂的情境下，是个显得过于教条的问题。

它反而在戏内戏外以各种方式提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一个处处被父权制捆绑的世界，真的能诞生一个自由的女性吗？

贝拉·巴克斯特有一个未经父权思想荼毒的大脑。

然而，她的肉身，几乎是从一开始，就经受着父权制各种形式的禁锢。

她的“上帝”（God），她的“造物主”古德温（Godwin），企图用法律合同和婚姻将她永远关在家里。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尤其是考虑到贝拉这时的心智不过几岁，这近乎恋童的包办婚姻，让人太不安了。

贝拉决定出走，跟一个轻浮肤浅的色鬼律师去闯世界。在旅途上，她开始渴望知识，渴望阅读。可色鬼律师说，读了书的她“越来越不可爱”，把她的每一本书都丢进大海。这是思想意义上的禁锢。这些老男人，喜欢他们的小女孩永远傻傻的。一旦贝拉扇两下翅膀，作出要飞出思想牢笼的样子，感受到她不易被控制的老男人就会用暴怒来掩饰自己的软弱。

贝拉遇见了自己这具肉身——维多利亚——的丈夫。她因为想探索前世过往而跟他回了大宅子。可这位丈夫，却试图通过割礼来永远封锁贝拉的欲望，好让她“安分”一些。这是欲望层面上的禁锢。从某种意义上，欲望是贝拉探索世界的原动力，因为欲望和随之而来的野性，她决定走四方，也在无意识间冲破了社会道德习俗的束缚。

但贝拉是怎么应对这一层又一层的禁锢的呢？

她向她的造物主宣告，她将“偷偷”与色鬼律师私奔。

她毫不理会色鬼律师的警告，她要去看世界，在他求复合时毫无感情地说，奇怪，我现在对你毫无感觉。

她对着前世的丈夫宣称:“我要保留我的新人生和我可爱的旧阴蒂。”

她每一次坦荡声明的样子，真是太迷人了。

贝拉自由之思想与这个世界之禁锢的又一例，是她的妓女工作。

色鬼律师告诉她:“做妓女是一个女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了！”可是，贝拉和她的妓女朋友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生产资料。”

归根结底，性有关于权力。父权制默许了男人对女人的所有权，以性的“占有”将女人标记为所有物。男性性生活丰富是“风流”——占有了那么多财产；女性性生活丰富是“放荡”——私人财产被随意瓜分。在这种社会观念千百年来的熏陶下，女性丧失了主体性，沦为他者，代代相传。

但你猜怎么着？贝拉根本没有这种观念，她主张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她不要做他者，她是她自己，她就是主体。在这样一个贝拉面前，嫖客们成了她的观察对象（“形形色色的欲望被揭露出来是很迷人的”）；色鬼律师发现自己再怎么用社会观念谴责她也泛不起一丝波澜，反而自己像个被玩腻了就丢掉的玩具，除了急得直跳脚没有任何办法。他们成了他者。

在贝拉不被禁锢的思想面前，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

但是另一方面，《可怜的东西》的设定，也太危险了。

内里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真孩童，而身体却散发着成熟女人的气息，充满小动物般的欲望。

这是一个完美符合父权社会男性性幻想的设定。她似乎会无条件相信你，奉你为天神，从心理和身体上给你要的一切。或许每个人都会像古德温的学徒麦克斯那样反应：“我以为你养她，是要她做你情妇。”

搞笑的是，古德温的身体从小就被父亲做各种生理实验，他早就是个阉人了。似乎也只有这样的情境，还在学习使用婴儿大脑和成人身体的贝拉，才能幸免于难。（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古德温没有在贝拉身上行使丈夫的权利，却通过她实现此生不可能实现的父亲理想，甚至当了她的“上帝”，很难说，对贝拉的性幻想和这种主宰者的狂妄哪种更糟。）

可即便如此，贝拉自由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被利用了。

当贝拉说，老鸨说得对，做妓女是在挖掘自身的未知部分，她的同伴不置可否：“也算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吧。”这是贝拉看问题的方式，而显然，老鸨看问题的方式是，Money。

贝拉自己是自己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她自洽，她是主体。但向外看，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所处的时代。

她不设限的头脑，被古德温用来做生物的、社会的实验。她自由的欲望，让色鬼律师和嫖客们得以同她享受鱼水之欢，让老鸨能赚上一笔钱。甚至她好奇的探索也被前世的丈夫利用，作为被囚禁于大宅的同意书，如果没有暴力介入，贝拉根本百口莫辩，逃脱不能。

还有更复杂的维度，《可怜的东西》甚至没有敢触及，包括妓女“职业”本身的高危风险。贝拉是不是会沉到更黑暗的现实里，就像她在船上看到的底层尸体？在更复杂黑暗的现实里，贝拉的自由意志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意志的自由无法改变实质被剥削的命运。

就好像在当下谈做妓女的自由，只会导致底层女性的身体被压榨；又或者是还远未走到终章的性解放，跳出了谈性色变，却可能陷入以此为幌子对女性的剥削，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性的缺席为耻。似乎在一个父权社会里，你永远不可能在心灵和实质上实现真正的、统一的自由。

意志的自由和时代的局限，两者的讨论如果继续下去，只会螺旋上升，永无休止。

这种讨论当然是有益的，也是有极大空间的。但在根本上，关于《可怜的东西》是不是女性主义的辩论，是脱离不了时代认知的。

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即使存在，也是洁白无瑕的圣女。到19世纪，“蛇蝎美人”的出现，就象征着一种女性主义。蛇蝎美人不再一味顺从，而是用性的力量对男性发起了挑战，威胁着男性的安全甚至是意志。“蛇蝎美人”相对于“圣女”就是一种进步。但时移世易，时至今日，“蛇蝎美人”也逐渐沦为了一种俗套，她依然是客体，作为左右男性心神的物件而存在。不是圣女就是蛇蝎，也无聊得很。我们需要更复杂更多层次的女性形象。

回到《可怜的东西》。它真的是把一个意志全然自由的女性，扔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父权社会。这种割裂，比贝拉大脑手术的创口更深。

比起它是不是女性主义更有趣的，是它对这种割裂的描绘与我们的当下何其相似：一些人逐渐走向思想的解放，另一些则愈发保守；一些人觉醒，另一些则利用这种觉醒做起了生意，实现另一个层面的剥削。《可怜的东西》所带来的讨论，也正是这种当下的产物。它本身也像个社会实验，把这样一个古怪的自己丢进当下，任人们去分辨，它象征着女性真正的自由，还只是用性爱奇观再度剥削。你的答案，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取决于你相不相信贝拉的意志。

贝拉是不是自由女性的界限如此微妙，只要她的意志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就会跌入父权的深渊。这也正是父权社会里，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女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