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悲剧的“芭比和肯”

本文转自：文汇报 柳青

在话剧《朱莉小姐》不到90分钟的演出里，时刻惊讶于它的高能量，这能量是瑞典导演海尔达·海尔维格从斯特林堡原作中激发的，这能量也来自她充满勇气地质疑斯特林堡。“她对北欧的沉闷不屑一顾，用嬉戏的幽默，把欧洲的学识转化成生机勃勃的戏剧，她的作品是闪电、烟雾和魔术的奇迹。”《朱莉小姐》验证了导演得到的这段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走进剧场，第一眼看到舞台被分成“楼上楼下”两个相通但不兼容的空间，这是一目了然的平行世界，随着演出展开，观众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个作品互斥的双面性——斯特林堡充满前瞻性地在写作中捕捉着秩序化的阶层社会里碎片的、非理性的人性剪影，他同时“落伍”地表达着他对女性的认知和偏见。海尔达·海尔维格在排练的第一天和剧组分享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段往事，曾有位女记者形容她的大胆风格“像空中的鹰”，却被男主编否决了，他质疑：“怎么能用老鹰形容女人？”导演毫不为尊者讳地评价：斯特林堡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是顽固的，广义的男性视角对女性的认知也是顽固的。这位强悍的女导演毫不避讳地戳穿剧作家的个体局限，恰恰强化了这个作品的时代性，从19世纪的客厅到21世纪的流行文化，偏见持续地存在，“芭比和肯”的冲突没有和解，朱莉和让是那个年代也是任何年代都可能产生的走向悲剧的“芭比和肯”：肯从属了，芭比疯了。

不甘心做“父亲的女儿”，不愿意进入婚姻，会开车也会开枪，为了反抗“闺训”而和男仆私通……这样的朱莉小姐，是斯特林堡对“现代女性”诸多误解和恐惧的“具象”。斯特林堡带着隐秘的性别训诫意识来写这个“可怕的女人”，同时进入了一个几股力量混杂交织的战场，小姐、男仆和厨娘三个人形成交错对峙的阵营。在小姐和仆人之间，一边是傲慢的有产者，一边是卑微的无产者；在朱莉和让之间，秩序颠倒了，卑微的无产者成了两性之中掌握权力的一方，高高在上的小姐成了被操控的女人。海尔维格把“阶层和性别的力量分化”这个冷酷的议题，用很具体的方式再现到舞台上，就是形成鲜明对照的“楼上楼下”，楼上是衣香鬓影的富家宴会，只是惊鸿一瞥，楼下是单调乏味、灯光暗淡的后厨。在具体的也在象征的意义上，朱莉和让的冲突只发生在“楼下”，他们都是“下面的人”——让无法进入经济的上流阶层，朱莉不能闯入性别的上流阶层。“楼上”体面舞会是热闹的，也是不真切的，“楼下”的撕扯和折磨却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当楼下的欲望以尴尬不堪的方式爆发时，“楼上”的世界消失了，那个空间变成一块投影，放大着楼下种种细节，原来，体面的“上流”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视角的“下流”。

斯特林堡在“朱莉小姐”歇斯底里的无理性行动中，写出了“动摇、混杂，灵魂七拼八凑的现代人”，他把朱莉小姐的行为归于“季节、鲜花和女人的信期”，虽然有歧视的嫌疑，但这造就了整个作品神经质的、含混的气质，在这里，人性是一盆随机疯长的盆景。海尔维格从女性的感知和立场出发，质疑了斯特林堡，她明确要认知朱莉小姐每一个选择的“动机”，她强势“纠偏”的后果，是不是挫伤了斯特林堡的这些“梦的戏剧”呢？或许是难免的。不过，在变与不变的时代风潮里，女性创作者揶揄了男作者的揶揄，这何尝不是证明了《朱莉小姐》里“戏”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