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德智体”

本文转自：保定日报

□浩 渺

我们家是个特定称谓，专指我小时候的家。而在一家七口中，母亲对我的影响尤为重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母亲壮年的时候。母亲中等偏高个头，面容和善。那时村里人刚刚看过豫剧电影《朝阳沟》，一致认为母亲很像剧中的“栓保娘”。我琢磨了一下，也觉得很像。母亲与“栓保娘”善良热情大方的品行竟也差不多。我是家中的“老小”，在艰苦的乡村日常生活中，她总希望我能多吃点饭，长得高大粗壮一些。饭前会说，碗底的饭是最香的，吃了就会“有福”，称为“福根儿”。夜里偶有空闲，母亲就会说起伯父和二舅的往事，他们是我未曾见过面的烈士亲人。

“你大大（即伯父）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常驻保定西关的一个铺子，也常和定县清风店有联系，都是单线联系。他是被敌人的狼狗咬死的，收尸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真叫一个惨呢！”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回忆，眼里噙着泪花。稍候，转囗又说，“还有你二舅，参军还不到半年就牺牲了，那年才23岁，听说是马辉司令的警卫。”母亲说不下去了，她要呆怔上好大一会儿。我们静静地听着，随着母亲一块伤心落泪。在那个年代，烈士是全社会心目中崇高的英雄，想不到我的家庭中就有两位。这种崇尚革命者、崇尚英雄的家庭风气自然会紧密传承，那时家中就有4名党员，加上后来我和妻子，可谓名符其实的“党员之家”了。

母亲自己没有文化，却崇仰文化人。那些年干部常下乡，多住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位林姓干部，当过教师，听说能默背《新华字典》。母亲就让我常向他学习，哪怕是多说一会儿话，也认为是多益的。由此我的学习一直勤恳用功，从小学到高中差不多都在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被煤火熏得油黄的墙壁上，一面墙常年贴着我在学校获得的各类奖状。我记得有学科名次奖、五好学生等。奖状形制多为平面彩印，有两张称为“植绒”印刷，摸上去像摸条绒布鞋似的。这些是父母的骄傲。

我小时除了爱玩民间儿童游戏外，大部分时间喜欢呆在家中看闲书。父母则喜欢操持家务和劳作，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已经起身忙碌一天的事情了。母亲每天早晨扫院子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家院落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哪怕一堆柴禾的摆放都会富有诗意。后来我显然是受了影响，只要母亲扫院子的“沙沙”声响起，我也就没有了睡意，立刻翻身起来。先在大槐树底下做一套广播体操，接下来拿出自制的乒乓球拍，在靠西间小屋光滑的墙壁上，推打一阵儿；或者干脆用球拍掂着球，也是一种不需场地自娱自乐的玩法。时间一长，麻灰抹就的青色墙壁上，渐渐地有了一层麻点，都是因“推球”所致。母亲有时候也有兴致来观看，看上一会儿，才饶有兴致地又忙她的“工作”去了。

有一回，我忽然来了兴致，从山上找来红土自制成的涂料，一种写出来呈现褐红的颜色，在两个厕所的外墙分别写上“男所所”、“女所所”，还画上长长的箭头，令人哭笑不得。这一灵感我想大约来源于我看过村中有一人曾在大队部的墙上恣意地书写过，便想尝试一下。“所所”一词，大约是听大人们说起过“厕所”，我听得不准，属于自己的“创造”。无论如何，这种举动，对于一向沉敛喜静的我来说，甚至对于我的整个山村，都是创举。父母亲走过来看了，面露喜色，他们一定认为，这么小的孩子，写的好坏尚在其次，主要是敢写，做了成人想干都没有干成的“大事”。这两处墨迹大约保存了很长时间，“所所”一词也不胫而走。

我认为这是原始自然的审美活动，父母默默的支持显然增添了我的底气。包括后来我热爱劳动，都得益于家庭的濡染熏陶。

带着这种家庭赋予的爱党、爱国、勤恳、敬业的风习，我踏上了人生之途。做教师时，每学期和年终常常得到一条毛巾、一个笔记本、一台收音机的奖励。后来到县（区）文联工作，一下干了35年，勤恳敬业，务实创新。《浩渺短小说选集》《浩渺美文选》《轻轻对你说》《燕赵居笔记》等作品集，是我根植燕赵大地、对家乡的深情赞美和真诚回报。《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北满城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满城》《满城文学作品选（五卷本）《保定人物名典》《保定当代英才》《流金满城》等图书，是我勤耕家乡沃土、奉献家乡人民的答卷。直到现在，我仍不懈致力于家乡文艺事业、老区建设事业、乡村文化振兴。当选市作协理事、副主席，我是家乡满城的代言人；还成为了省作协会员、省民协理事，中国作协、中国民协会员。

这和我上学时得到满一墙的奖励竟是不差分毫。或者可以说，没有幼小时良好家风的熏陶，便不可能有我人生之路的方向与成绩。每每想起“所所”的轶事，我自己也常常会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