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替父报仇会不会受到处罚？

在《礼记·曲礼上》中有一句话：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句话后来被演绎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句话也成了很多武侠小说及影视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台词。在古代，民间真的可以随便报仇吗？朝廷对民间私自仇杀真的会纵容吗？这些问题，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的一起案件，能给我们带来答案。

两个被贬高官的恩怨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明孝宗下发了一封诏书。诏书是对何竞替父报仇，弄瞎山西按察使佥事邹鲁一案的最终裁决。诏书中判决山西按察使佥事邹鲁等多人死刑，何竞发配，涉案的200多人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罚。

此案是一起经典的“替父报仇”案，案件的处理让我们了解到那个年代，人们到底如何对待“替父报仇”这种事。事情的经过还要从何竞的父亲何舜宾的死说起。

何舜宾本是明孝宗时期的监察御史，因犯事被发配到广西充军。后来遇到朝廷大赦天下，何舜宾结束了充军生涯，从广西回到了家乡萧山（今浙江杭州市境内）。

明朝时期的御史是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隶属都察院。御史的品级设置分别是：都察院长官两名，称为左、右都御史，品级正二品或正三品。往下依次是品级正三品或正四品的左、右副都御史，再往下是正四品或正五品的左、右佥都御史等。

何舜宾是南京的监察御史，品级大概是右佥都御史的品级。这个品级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御史干的是给官员“告状”，打小报告的差事，因为这个原因御史很容易遭到其他官员的攻击。

被贬回家的何舜宾如果安安稳稳地在家做个小老百姓，可能后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或许是何舜宾做御史做出职业习惯来了，回到家的何舜宾很不老实。他仗着自己多年处理案件的经验，有偿替乡民做起了指点诉讼的生意。因为何舜宾充分掌握了县里面大小官员的把柄，所以他纵横县衙，众官员都对他无可奈何。

后来萧山新换了一个知县邹鲁，这人可不吃何舜宾那一套。邹鲁说起来还是何舜宾的老同事，他也曾是御史，因事被贬到萧山做县令。邹鲁到任后大兴土木，以残酷手段勒索乡民财物，乡民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严格意义上说，何舜宾和邹鲁两人都不能算好人。这两个曾经的老同事遇到了一起，真可谓针尖对麦芒。两人都对司法程序非常清楚，两人都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且两人都是看对方不顺眼。两人间即将展开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在角逐中何舜宾明显落入了下风，并搭上了性命。

最先展开攻击的是何舜宾。因为邹鲁的到来，何舜宾再也不能横行县衙，他找了些邹鲁见不得人的事，四处宣言诋毁邹鲁。此时何舜宾正在背后指点乡民，状告富户侵占湘湖。这些被告的富户反过来开始收拾何舜宾。他们状告何舜宾原本是被发配到广西充军，他却私自潜逃回家。

这种事其实非常好查清，但主管的县令邹鲁正愁找不到收拾何舜宾的手段，他哪里肯替何舜宾说话。邹鲁隐藏了何舜宾赦免的文牒，号称何舜宾被赦免回家无据可查，应该交由何舜宾曾经充军的广西地区调查。

此外何舜宾有个门人叫童显章。此人掌握了邹鲁不法之事的证据。邹鲁想除掉这个手握自己把柄的人，他陷害童显章，将其下狱判处绞刑。童显章的判决在宪司审核时疑点重重，被发回重审。

某天押解童显章经过何舜宾门口时，童显章进入何舜宾家寻求帮助。这正是邹鲁想要的结果，他借口何舜宾劫取朝廷要犯，带人将何家团团围住，而后破门而入，逮捕了何舜宾。随后将何舜宾家抢得干干净净，用抢来的钱退还给那些曾经贿赂自己的人。这样邹鲁就不存在收受他人贿赂的事。童显章等人掌握的证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何舜宾紧接着以逃避充军的名义，被押解回广西。邹鲁这个人心狠手辣，他要的不仅仅是何舜宾倒台，他要何舜宾死。他派出了心腹胡纪等十二人，在路途中截杀何舜宾。

胡纪等人先是在路上不给何舜宾吃喝，折磨这个老御史。随后在昌国寺闷死了何舜宾。邹鲁杀了何舜宾后并不打算放过他的家人。他又开始了对何舜宾儿子何竞的抓捕。何竞得知消息后带着家人逃到了苏州，藏匿了起来。

邹鲁在官场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很快他就被升迁到山西按察司佥事。按察使是明朝地方的大员。明朝地方主要大员分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其中按察使掌管一省民政，按察使掌管一省司法，都指挥使掌管一省军政。他们合称三司。而“佥事”这个官职相当于副手、助手的意思。也就是说邹鲁升迁成了省级大员的副手，官职在四品和五品之间。从县令到按察司佥事，邹鲁升迁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邹鲁在升迁，何竞也一直没有闲着，他一直计划替父报仇。何竞终于等来了机会，在邹鲁外出时，何竞带着十多个血亲在路上伏击邹鲁。他们成功地抓到了邹鲁。

被仇恨蒙蔽的何竞抓到邹鲁后就弄瞎了邹鲁的眼睛，拔光了邹鲁的头发。用种种手段折磨“杀父仇人”邹鲁。折磨完邹鲁后，何竞带着邹鲁找到了浙江按察使，想替父亲的死要个说法。

这种为报仇袭击地方大员的事，之前很少出现。浙江按察使等人不知如何处理此案。何竞和邹鲁两人在按察使面前也各执一词，按察使也分不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

案件在浙江久久没有一个说法，最终邹鲁逃回了太平府，而何竞直接到了北京告御状。明孝宗让郎中李时、给事中李举等人前往调查。当地的官员大多支持邹鲁，而杀死何竞父亲的胡纪等人自然也不会傻到承认杀人的罪行。

最终邹鲁以路途中不给何舜宾吃喝，导致何舜宾死亡的罪名被判处绞刑。而何竞以普通百姓袭击朝廷五品以上官员导致其失明的罪名，也被判处绞刑。案件涉及的人员共一百多人被逮捕问罪。

何竞的母亲认为儿子替父报仇，不应受此重刑。而邹鲁也并不想因此事而断送性命。两人双双寻求上诉。明孝宗这次委派大理寺官员调查案件。大理寺查明了邹鲁虐待何舜宾并最终杀死他的实情。

在明孝宗的干涉下，案件最终被改判。替父报仇的何竞，以打伤五品以上官员的罪名，发配三年。邹鲁故意杀人，判处死刑。参与杀人的胡纪等人也被判处死刑。帮助邹鲁作恶的人和帮助何竞殴打邹鲁的血亲，十人被判充军，六人被判杖刑，戴枷示众的五十人。此外涉案的还有两百多人被逮捕，这些人被判处杖刑，但可以缴纳罚款免除刑罚。调查案件过程中存在疏漏的官员，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最终，邹鲁因为成了瞎子，被赦免，得以活命。何竞发配充军期满后回到了家乡。

后记

明朝那个时期的人，思维意识里或多或少带着“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思想。那个时期为父报仇，为君尽忠应该是被提倡的事情。我们从这起案件中能看出那个年代人们思想的一些端倪。

第一次查案时，邹鲁以过失导致何舜宾死亡，这种情况下邹鲁并不是故意杀害何舜宾。何竞不存在“为父报仇”的情节，所以他被判处了死刑。

第二次查案时，查明了邹鲁故意虐待、杀害何舜宾，这种情况下何竞存在“为父报仇”的情节，所以他袭击邹鲁只被判发配三年。

从前后两次判决来看，明朝时期人们或多或少支持“为父报仇”这种事。即便是“为父报仇”而袭击、伤害了地方大员，朝廷也会从轻判决。但在那个年代，因复仇而袭击、伤害他人，也并不能全身而退，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