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生死观

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管鲍之交，而在后来两人却分别效忠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后来这两人争夺齐国的国君之位，公子纠失败，而小白成功，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就以齐国的声威让鲁国杀死了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而管仲也被囚禁，当然和管仲一起被囚禁的还有召忽，而这两人对于是否该从主死节上，却有了明显的分歧。

先说召忽。

杀君(指公子纠)而用吾(指召忽)身，是再辱我也。——《管子·国君大匡》

公子纠死后，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建议下，打算启用公子纠的手下管仲和召忽，对此，召忽也极其明白，他如果和管仲一样转投齐桓公，也一样会受到重用，正如召忽自己所说：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

但是召忽却不愿意这样，他认为齐桓公杀了自己的主子公子纠，现在在重用他，是对他再一次的侮辱，所以他选择做“死臣”，并且说出了“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的名言，之后他为自己的选择义无反顾，从主死节，即：入齐境，自刎而死。

夷吾(指管仲)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管子·国君大匡》

面对召忽的从主死节，管仲却认为他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国君的命令为国家效力，这样又岂能为公子纠一个人而牺牲呢，并且进一步说出了能让自己从死节的三个方面：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

此外，管仲认为自己死了是不利于齐国的，而自己活着才能让齐国强大，即：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当然这并不是管仲的自夸，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管仲确实做到了这点。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也能看出，管仲和召忽两人在生死观上是截然不同的，召忽愿意从主死节，但是管仲却不愿从主而死，因为他心中装的并不是国君个人，而是齐国，而是天下社稷。

召忽从主死节，赢得了后人忠义之士的赞美，但仔细想想，这种忠义似乎过于偏狭，是仅仅对一个国君的忠，这与管仲相比，只能算是小忠小义，而管仲才是真正的“大仁大义”，以天下为己任，或许正是管仲的座右铭。

《淮南子·泰族训》亦评价管仲曰：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意思是说，管仲宁愿蒙受囚禁的耻辱而不自杀，是因为担忧夷狄异族的祸患和想要平定夷狄异族的暴乱，这也是对于管仲“大仁大义”的肯定。

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改事齐桓公，这点与传统的“一身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也是明显相背离的，在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失节行为，是不被世俗观念所容忍的，管仲也说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只有当时的鲍叔牙不认为管仲的这种行径是无耻。

不过也体现了管仲忍辱负重，重大义而不拘小节的个性，所以我们从管仲后来对于齐国的贡献，也能看出，管仲是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建功立业，造福于民，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也是他所认为的“大仁之行”。

而管仲在生死面前的抉择，也被后世很多人赞赏，《战国策·齐策》有云：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淮南子·说林训》有云：管子以小辱成大荣，此外，还有其他褒扬的评价，笔者暂不一一列举。

不过上文我们已经说了管仲一身事二主，是不被当时世俗所认可的，这种不忠于君的行为，也让很多国君所不齿，那么管仲为何能被齐桓公重用，并且成就一番霸业呢，其实这还是因为鲍叔牙举荐的功劳。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上文我们已经数次说到管鲍之交，而管仲能够从阶下囚到齐相，这其中也少不了鲍叔牙的举荐，如果没有鲍叔牙的赏识，管仲诸多“不仁之行”，不仅不会受到重用，甚至还可能无立锥之地，正如管仲所说，鲍叔牙是他的知己。

齐桓公继位之后，曾向鲍叔牙寻求怎样才能定社稷，而鲍叔牙毫不含糊的就说“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但是齐桓公却认为“夷吾与召忽，吾贼也”而不愿意重用，后来在鲍叔牙“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的劝说下，管仲才得以回到齐国大展拳脚，并且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管仲与鲍叔牙是至交，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层面上，管仲却不认私情，在管仲病重时，齐桓公前去探视，让管仲为自己推荐接替管仲为相的人选，当齐桓公提出要用鲍叔牙为相时，管仲极力发对，他认为鲍叔牙的性格不适宜为相，而是推举了更为适合的隰(xí)朋为相。

不过齐桓公心目中的丞相并不是隰朋，而是竖刁、公子开方和易牙，并且认为他们是佞臣，管仲坚决反对齐桓公任用这三人为相，甚至还要求齐桓公立即驱逐这三人，《吕氏春秋·先知览》记载：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开方。

不过在管仲和隰朋相继去世之后，齐桓公就把管仲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把竖刁等三人召回复职，用为近臣，而这三人后来也专了齐国的政权，正如《国语·晋语》记载：管仲殁矣，多馋在侧，由此可见，管仲死后，齐桓公身边佞臣泛滥已经远近闻名了。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而竖刁等人联合作乱，把重病的齐桓公禁闭在受宫之中，最后却被活活饿死，而他在临死前，最终发出了“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指管仲)衣乎?”(出自·《吕氏春秋·先知览》)，齐桓公如果听从管仲的话，又何以至此呢?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知管仲甘愿被囚受辱也不愿从主死节，其实他并不是怕死，而是为定社稷，以利齐国，管仲最终也做到了这点，成就了不世之功业。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改革家，他倾毕生精力，内行富国强兵之道，外建尊王攘夷之伟业，这正是管仲的“不仁之行”背后的“大仁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