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位庙号为圣的皇帝，“圣”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一个皇帝的庙号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从皇帝的庙号中可以了解一位皇帝的功绩。汉文帝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汉武帝雄才大略，南征北讨，武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而宋仁宗、明仁宗，千古仁君，仁字概括了他们的一生。一个庙号往往对应很多位皇帝，而只有“圣”这个字，对应的只有一位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事老练，进退有据，已经是完人的气象了。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仅有这些被称为圣还是不够的，因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东西。不错，康熙是在建功立业，但充其量也只是建功立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同情心。

一个帝王能否有成就，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这一点，康熙显然做到了，他为何能成为清圣祖？要知道君主的庙号用圣的只有康熙大帝一人，等于是与孔圣人齐名。康熙十二年，他在一年之内发布了数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圣旨。

六月十七日，康熙发布命令，禁止八旗的奴仆随主人殉葬；八月二十日，康熙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十月十二日，康熙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虽然在现代社会，康熙所关心的这些内容已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回到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重要的是康熙有这个意识，于一片朦胧之中率先觉悟并且身体力行，只能说是他的悲悯心在起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样是在康熙十二年，有一个姓朱的明朝遗民因为留发被抓。按《大清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应当问斩。但是康熙却为其辩护，称这位姓朱的明朝遗民是一位普通百姓，不知者无罪，可免其一死。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康熙南巡山东，为了避免车驾践踏农田里的庄稼，康熙命令取道塞外，避开山海关绕行山东。康熙的悲悯，其实就体现在他能够设身处地，知道民生疾苦。当然，悲悯是多层次的，也是时时处处的。对弱势群体，康熙有悲悯心，同样，对他的手下，康熙也有悲悯心。康熙每天御门听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视朝，辛苦自然不可言说。

可听说有些大臣因为居住地较远，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康熙就决定改变更朝见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同时为了照顾那些六旬以上的年老大臣，康熙特许他们可以每隔两三天前来启奏，而他自己，仍旧是每日认真听政。康熙的种种作为，不像是一个君主，而像是个来到人世的修行者，追求更好、更强、更仁。他几乎是做到了，在各方面做得堪称完美。

康熙常常日省吾身，甚至三省吾身。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康熙对大学士等人说：“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敞人即自欺也。”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又对大学士等人说：“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朕在位五十余年，闻人誉词溢于耳矣，实见其无益也。”

这些都是康熙的心灵鸡汤，体现了一个帝王难得的自省意识。康熙每天修行，没日有所得，几乎是抵达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当时的百姓与王公大臣也称赞他是盛世之君，是带领一个王朝走进新时代的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的光荣背后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属于他的惆怅，也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惆怅。

惆怅的根源来自于太子之争，太子的废立问题一直伴随着父子反目与亲情撕裂，同时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党争和君臣博弈。从康熙十四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尘埃落定。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的。

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使得像他这样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竞被迫过着卑鄙或貌似卑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康熙想要的，也不是他能摆脱的。

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戴着欲望的面具与他共舞，他是康熙王朝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再痛苦、再无奈，戏都是要唱下去的。康熙王朝是属于康熙的，光荣与惆怅都属于他。在政治与人性的错位与煎熬之下，康熙只能目击并承受者切，难言的一切。康熙的仁慈圣明，也是当的起他清圣祖的庙号，真乃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