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 《楼》《列车消失的那天》映后 ： 行驶与建造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孙海天

12月19日与20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电影《楼》与《列车消失的那天》分别在三亚1+X红树林影城举行展映。放映结束后，《楼》导演雎安奇、总制片人周迓昕，《列车消失的那天》导演沈蕊兰、制片人郭晓东和策划刘小黛分别出席了影片映后见面会，与现场观众分享电影创作中的故事。

《楼》是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天涯海角」展映单元电影之一，由导演雎安奇执导。该影片是中国首部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院线纪录电影，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建筑遗产活化更新的纪录片。导演雎安奇以一己之力用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和发现当下中国建筑遗产的活化现状。在拍摄影片《楼》的过程中，导演只身前往中国大都市的建筑遗产现场，记录这些建筑遗产的前世今生，并采访了五十多位建筑师、专家学者，以及建筑活化的实践者，了解建筑遗产在中国的现实脉络和深度思考。

这部影片通过艺术化的影像表达，客观地呈现了一批老建筑的命运，探讨我国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之道，从文献性和学术性两方面，弥补了中国文化遗产历史的影像空白。

影片用简洁的镜头语言，弥合起时代之间的缝隙。不同受访者，在镜头中阐述了他们对于建筑的认知、观念和情感。历史中的环节和人物，被建筑遗产上尚未覆盖的痕迹串联起来。除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楼》发出提醒，那些沉寂在街头巷尾的木构建筑或水泥建筑，都与我们有关。

雎安齐导演分享了自己创作《楼》的初衷。从探寻建筑保护的城市实践的《楼》，到对工业建筑的追溯中诞生的《厂》，再到对乡村建筑遗产的关怀中有的《乡》，导演希望能借由影像的记录引起更多群体对于建筑遗产的关注，并且

认识到建筑遗产对于我们的意义，成为全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采珠拾贝」展映单元影片《列车消失的那天》讲述了列车员小何刚辞掉工作，打算去出家。在放逐自己的道路上，他遇到一个女孩，一位师傅，并与一群偶遇的人结伴去探访地震后的遗迹。在深山的一处洞穴里，记忆中反复出现的那辆列车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所遇到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种隐秘的联系，而时间仿佛从未存在过。

青年导演沈蕊兰，对于影像的把控和展现，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和个人视野。影片关注偏远世界里的短暂事物和影像本体之间的关系，游魂式地穿梭在眼睛抵达事物所通过的视觉残留中。导演将影像与空间、文本结合，重构为一连串所见世界的碎片集合，不断探索影像可能的边界。

在映后交流中，导演沈蕊兰希望能通过这部影片传达一种生命的微光，一些被我们忽略的、边缘化的时刻。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抽象力量，促成了现在的影像呈现。在谈及佛学与影像创作的关系时，导演表示信仰改变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影像的流动其实也是一种“无常”。

以下是《楼》的映后交流内容：

《楼》映后Q&A

王垚：首先请导演给大家介绍一下三部曲，尤其《楼》这部片子的创作缘起，可以和大家详细说说吗？

雎安奇：其实最早缘起大概是2009年，当时我的片子在瑞士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时候，在电影节看到了瑞典出品的关于日本的电影，讲的是传统日本建筑对于整个全球建筑的影响以及日本建筑师它的现代建筑理念当中，如何承载传统建筑中的东方哲学，并把这种理念哲学辐射至全世界，让全世界包括北欧的建筑师都受其影响。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美妙绝伦的建筑，没有能让世界更多人看到。2009年的时候是国内的大建设时期，许多建筑不断地被拆毁并消失。看到这部影片感触特别多，发愿有一天要拍一个关于中国老建筑的影片。

王垚：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要把建筑遗产拍成《楼》《厂》《乡》三部曲的，您拍摄的初衷是什么？

雎安奇：在拍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专家学者和国画人。交流中，他们说你得关注一下工业建筑遗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之后的考察中我发现，我们关于保护的观念比较滞后。我想在城市里面看看，城市里面的观念他们是怎么践行的，所以就有了第一部《楼》。但是，这些专家学者又给了我更多的思路。我就想工业建筑遗产应该拍下来，所以后来做了这个项目叫《厂》。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专家说，你绝对不能忽视中国的乡村建筑遗产，这个是更没有被重视的，你一定要拍出来，只有你能够干这个事，于是又做了第三个事就是《乡》。目前《厂》跟《乡》陆续拍摄制作当中，包括这次《厂》入围了海影节WIP制作单元。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把中国城市的建筑遗产、乡村建筑遗产、工业建筑遗产做成三部曲。

希望通过影片能够让这些建筑遗产保护活化，形成一个影像记录和文献，形成全世界看中国建筑遗产的一个窗口。目前，国内的学术机构都没有这些资料，希望这个片子最后能建立成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我也想把这些资料捐献出来，希望全社会共同推动，认识到建筑遗产对于我们的意义，对未来的意义。它是人类文明一个桥梁，这就是我的拍摄影片的初衷！

王垚：我们也看到影片的字幕中，有许多例如住建部的单位机构，所以这部影片是不是委托创作？

雎安奇：不是委托创作。我大概10年开始做这个项目，花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在文化机构或者建筑机构去找投资，但是过程很艰难，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关于建筑的项目并不赚钱。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一边找投资一边把我十年前拍的电影素材剪辑成了电影，之后那部影片在2014年南鹿特丹电影节首映，半年时间内拿到了五六个国际奖项。我又想回到这个建筑的项目里面，但是仍旧石沉大海。但想为中国的老建筑做记录的初衷还在。在之后的几年里，我拜访了住建部还有很多研究所，去找一点关于中国的老建筑影像资料，我发现没有。2019年《海面上飘过的奖杯》获奖之后，我想凭一己之力做。实话说我希望电影每一个想法都带有创造性，带有电影语言的革新还有社会性。团队也因为影片的巨大工作量争吵多次，我们也难于解释清楚拍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经济效益，寻找外部资金支持就更难了。直到2020年的秋天，北京有一个建筑遗产概念，这个概念已经根植于我心中。这个政策各方面来说，来得太晚了。他们也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支持我，于是到处传播雎安奇导演做老建筑活化的事情，邀请我参加一个城市更新的高峰论坛，去阐述了我做老建筑活化记录的事情。之后，我便接到国家电影总局给制片人的电话。

王垚：住建部成为指导单位之后是不是资金上面好一点？

雎安奇：今天特别感谢跟我一起来的周迓昕先生，周迓昕成为了我的制片人。还有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四五年前我在中国美术学院上过课。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中国美院放映我的上一个电影时，我见到了高院长。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做这样一个影片。他说这个事是国家做的吗？我说一个人做。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很感动，吃完饭他说：“我支持一点把这个事做完。”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伯乐，最后支撑着我把这个片子做完了。

王垚：您的第一个片子《北京风很大》也是纪录片，十多年前做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雎安奇：我的处女作是《北京的风很大》，实际上是我在电影学院时有门课是关于纪录片创作。我在做这种纪录片学习的实践当中，觉得纪录片如果循规蹈矩的这样玩就太没有意思了。当时我便完全不按常规来拍，有一点惊世骇俗地去做了。当然这个片子我觉得是规规矩矩的东西。

王垚：其实在我看来也有共同点，《北京的风很大》是问所有人一个问题：北京的风大吗？《楼》问所有人：觉得建筑遗产怎么样活化？其实应该算是看出了作者心声？

雎安奇：您说的很有意思，正是因为《北京的风很大》这种即兴街头拍摄，我一个人拍了一些电影。这个确实比较难以想象，它成为了我的工作方式。这个工作方式的机动性也让我的完成度没有问题。当我在拍建筑遗产这些大体量的东西时，我心理上觉得可以干完，这就是因为我的机动性工作能力。也是像你说的和《北京的风很大》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在。

王垚：关于建筑遗产你选择的都是故宫、前门楼那种可能是通过政府、企业或建筑师来进行活化的。

雎安奇：这些建筑更多的是民间建筑和我们的老建筑。大量的建筑遗产就存在于民间中，就在我们心中。这个片子里有很多建筑遗产需要我们关注。而且这个关注在于你要把它用起来，不能保护完了再锁起来，这样恶性循环。不管在里面开餐厅或者做什么别的也好，让它有效地运用起来，这才是全球建筑遗产保护活化最重要的。

王垚：影片里面您主要采访了两类人，一类是建筑师，一类是学者。学院观念跟建筑师观念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在古建筑活化领域观点是否一致？各学院跟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雎安奇：很多领导本身也是学建筑的背景，实际上绝大部分建筑师和相关的人都是存在建筑保护的这个观念的。城市化进度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去思考这些东西。其实当我采访到他们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大量的话要说。我的采访一共达到了将近30万字，但片中确实容量有限。我自己的工作是编一本同名书籍叫《楼》。我想分成上中下三本，通过这个书可以看到中国建筑遗产活化观念的前世、今生和未来。这本书可以作为行政单位的管理参考，也可以作为观念上面的学习研究，通过这样的一些影像来发现它的意义。

今年初突然接到安庆市政府给打来的电话。我们在安庆拍摄了一个工厂，拍摄了它的基本全貌，包括它的一个古建筑，一个地区的整个建筑构成。当时也拍摄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千年古塔。我接到了电话，这个塔半个月前被台风吹倒了，现在找不到平面图，总是修不好。听说我们在安庆拍，便问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影像素材，他说希望给我们一些补偿。我说不要钱，赶紧让剪辑师把塔的影像资料寄给他们。通过这段影像，他们把塔修成了。

王垚：听您说，想起了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故事。把圣母院里面的立体建模，尤其是里面保存下来，真的是异曲同工。还有一个问题，西安和南京，几朝古都的古建筑更多，为什么选择北上广？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雎安奇：还是跟我的初衷一样，我想拍老建筑如何活化保护。但是我们的观念非常滞后，大概2019年中国才开始有这个观念，很多地方没有活化。要不然锁着，要不然等着，这个是恶性循环。民间的钱想进来修，各种行政部门担心越界修坏了。实际上这个修缮保护跟活化，里面有观念审美，他们没有办法拆封，没有办法引导。上个月住建部开民生四十年大会的时候，中国几万个住建部门的来开这个会。一开始先放了一部分这个影片的片花，讲这些建筑能够怎么样运用。

他们看了片子很吃惊，这个建筑能够开餐厅吗？所以住建部来做指导单位，将这些观念传达下去也是他们的一个用意。因为这些只是大都市，底下这么多的三、四线，大量的老建筑，没有钱去修，没有明确引导性的项目去修，很多地方还是存在着大量的真空地带，这样的片子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观众：导演您好，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发现更多的是从专家学者角度去做记录。想问一下导演，有没有考虑从更普通大众的视角来进行观察？

雎安奇：也有个别是这样。一个片子的容量有限，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离我想做的一部分事还很远。有限的容量必须牺牲掉某一些方面。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电影，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希望以后成立一个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希望以后的创作中能更加完整地加入公众视角、加强对于公众的引导保护、进行影像的创作。这些都在未来规划当中，谢谢你对我这个片子的关注。

观众：我是安徽安庆人，很高兴您为我们安徽安庆塔的修缮出了一份力。我的问题是，您以后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活化利用的重心会往西安、云南或者是我们这些中部地区走吗？

雎安奇：会的。

观众：我自己本身跑了很多地方，安徽安庆、新疆喀什古城、山西平遥古城这些地方。他们这些地方旅游业现在也发展起来了，您对这个方面的看法是怎样的？旅游发展对于古建筑保护是有利还是无利的？

周迓昕：谢谢观众朋友提的问题，我来试着跟您交流一下。首先我想我回答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因为我本职工作做文化旅游开发，我是文旅开发商。你刚才的问题结果是在问古建保护、城市发展跟城市更新文化旅游之间什么关系。雎导演是用他的电影语言和镜头进行记录，我是一个文旅的开发商，也用不同的方法做。我自己的项目是十年前，在重庆做一个老工厂改造，那个项目二厂，在中国非常有名。而这个二厂的改造过程当中，为了要让这个项目改造的方法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比如说今天专家里面提到的如何修旧如旧？在保护当中的创新传承，才能让保护变得有价值？还是保护当中的束之高阁与博物馆化才能让这样的东西受现代人待见？我的行业跟导演完全不同的。我们从不同维度思考这些问题，思考过程当中，我们这一帮人对比较前沿的城市问题建筑都有自己的判断。比如雎导的片子，纪录片电影肯定不能像娱乐电影那样赚钱。像我在二厂项目当中，非常清楚怎么样利用好媒体挣钱，但是在这里不行。

在二厂拍摄的有一个在座年轻人可能看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因为这个电影，我的项目在全中国变得很火。用电影的力量为宣传挣钱没有问题，但是电影不仅仅有这样的功能，电影有另外的功能。特别是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有完全不同的作用与功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这么多专家、学者、参与人的不同表述，传达导演本人想说出来的观念、价值、诉求。如果今天看完了这个《楼》，这个中间有非常大的观点，就是修旧如旧，关注所有的亟待保护性开发的项目。很多人的观念只是停留在热爱，仅仅有热爱保护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热爱保护的时候，找到新的想法传承，并且要有影响力。建筑遗产核心与当代人什么关系？给今天生活带来什么启迪？他给我们今天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与今天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思想发生了什么激烈的火花？

最好的文化旅游是基于对当地文化的热爱。您是安徽人，我是重庆人，但是我们深深爱着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所以离开热爱肯定不行的，热爱的基础上要对他进行深深地了解，深度了解才有可能创新。

我们一定不要停留在简单热爱了解上。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了解建筑文化历史的人参与进来。用他们可以理解的音乐形式、艺术表达形式、文字形式。一切没有边界，没有约束。在我的项目当中，我甚至觉得音乐为什么不可以做到故宫里面。因为年轻人需要这样沟通语言，我就要让这样的语言让大家知道我的宝贝。这个纪录片不挣钱，但是影响到在座的各位，让你们成为这个事情心心相传的伙伴，那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