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高丽王朝太祖其实是个来自淮河的汉人

918年，王建被拥立为王，之后，王建相继吞灭新罗、百济，统一朝鲜半岛，建立了高丽王朝，史称王氏高丽，定都开京（今朝鲜开城），但其国土仅覆盖朝鲜半岛中南部。

1392年，李成桂废掉高丽恭让王，高丽王朝覆灭，而李成桂则臣服于大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以“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因此，被明朝赐名为朝鲜，这就是李氏朝鲜王朝的由来。综上，高丽王朝（918—1392），大致与南、北宋（960-1279）同时，但其与中国的渊源远不止于此，据学者们考证，高丽王朝的开创者王建很可能是一位来自于淮河流域的汉人。

当然，这一说法绝非像韩国人一样，喜欢信口开河，将一切据为己有，而是有着充分的证据的。

一

《三国史记》是记载古代朝鲜半岛历史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史料来源却大都出自中国史。

据载，最早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的，主要有两位：一个是朱蒙，另一个是箕子，他们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所以，秦、汉时期，都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郡县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中央王朝纷争不断，朝鲜半岛开始出现地方政权——新罗王朝，后来，唐朝建立，新罗臣服于大唐王朝，而唐朝还为此和试图侵略朝鲜半岛的日本人打赢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场海战——“白江之战”，但当时新罗王朝的统治区域始终限于大同江以南地区，大致在今天的平壤一线以南，直到王氏高丽，取代了新罗，其势力范围才逐步推进到鸭绿江一带。

新罗女王

或许，受武则天称帝的启发，同一时期的前后，新罗王朝也曾经出现过三位女王，而日本则出现了六位女王，直到新罗王朝末期，则被真圣女王统治，此时，正赶上中国的唐末、五代时期，后来，新罗王朝王室族人弓裔叛乱，给王建创造了机会。

起初，王建只是弓裔麾下的一位将军，大概也像中原王朝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样，后来的王建也被部下拥立为王，随即击杀弓裔，并取而代之，最后，王建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二

王建何以要将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为高丽呢？这一点，或许是想延续此前被大唐王朝灭掉的高句丽故国有关，但高句丽其实只是中国东北地区出现过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后来的高丽毫无关系。

唐朝灭掉高句丽之后，为防止其复国，将其臣民大部分都迁徙到中原地区，而王建原本也是一位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汉人，而证据就保留在朝鲜最权威的正史《高丽史·太祖本纪》中。

《高丽史》是代高丽而起的李氏朝鲜王朝的官修史书，由李氏朝鲜的知名士大夫郑麟趾奉命主持编写的，其最终成书于李朝文宗元年，是朝鲜王朝最权威的官方正史。其中，记载了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后唐明宗李嗣源册封王建为“权知高丽国事”的诏书——

“咨尔权知高丽国事王建……冠边城以挺生，负壮图而间出……踵朱蒙启土之祯，为彼君长；履箕子作蕃之际，宣乃惠和。”

后唐将高丽称为“边城”，显然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而将王建与来自中国的朱蒙、箕子并称，且使用了“踵”、“履”这样的字眼，意思是王建和来自中国的朱蒙和箕子一样，“为彼君长”，这些表达都暗含了王建是中国人的有效信息。

不仅如此，在册封王建为高丽国王的另一诏书中，还有更为详尽的信息——

“卿长淮茂族，涨海雄蕃。以文武之才，控兹土域……足显鹊巢之美。”

其中，“长淮茂族”，将王建的家世一语道破，一言以蔽之，这一诏书明确了王建出自“长淮”望族的事实，而“涨海雄蕃”一句，则进一步解释王建是从中原地区渡海到达的朝鲜半岛，并且能称雄此地。

可是，他是从哪里跨海而来呢？诏书中所说的“长淮”究竟是哪里？很显然，“长淮”是一借指，而这一借指本身就是中原地区众所周知的习惯性用法，据史长乐先生进一步考证，这一说法从未出现在朝鲜半岛的有关文献中，而只能出自中原地区，且具体指代中国淮河流域。

其实，早在上述诏书出炉之前，唐朝诗人王维就在《送方城韦明府》留下“高岛长淮水，平芜故郢城”的诗句，其中，清楚地使用了“长淮”一词，而清人赵殿成对此进一步笺注，“《元和郡县志》山南道唐州有方城县。”大概位于今天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唐河县附近。

张孝祥

无独有偶，南宋词人张孝祥也有“长淮望断”的词句，由此可见，“长淮”借指淮河流域，是中原地区由来已久的说法，因此，王氏高丽的开创者王建的祖上，很可能就来自这一地区。

上述诏书的结尾的“鹊巢”一词，出自《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即成语“鸠占鹊巢”的来源，同样点名了王建对于朝鲜半岛而言，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这与他就来自中国江淮地区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

继五代后唐之后，北宋太宗皇帝册封高丽成宗时的诏书中，有“常安百济之民，永茂长淮之族”之语，同样延续了高丽王室来自“长淮”的事实，唐庄宗与宋太宗的两朝皇帝的诏书前后呼应，言之凿凿，使得王建出自长淮的事实确凿无疑。

当然，为便于统治异域臣民，王建及其后人刻意隐瞒了自己来自中原地区的事实，以致于《高丽史》之于王建的父祖、家世的记载均语焉不详，这显然有悖于历代君主封赠祖宗的昭穆传统，不仅如此，终王建之世，高丽始终不立宗庙，这一有违常理的做法，似乎正是上述猜测的有力旁证。

此外，《高丽史》的编纂者郑麟趾还在《高丽史·高丽世系》中摘录了一段有关王建家世的传说，甚至将王建的生父认作是偶然微服至此的唐明皇之子唐肃宗，而其母亲偶获侍寝，从而，生王建。

“宝育认是中华贵人……以辰义荐枕，留期月，觉有娠……果生男，曰作帝建。”

不仅如此，据《高丽史·太祖本纪》中记载，王建称王的第二年，“九月癸未，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来投。”吴越国是唐末五代时崛起于淮河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为钱镠所创，这位穿越当时的敌对国家跑来高丽投靠王建的，很可能便是王建老家的穷亲戚之类。这也间接透露出王建与淮河地区的某些关联。

或许因为高丽王室出自淮河地区，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同样来自大致同一地区，因此，明朝初年，洪武帝在《皇明祖训》中将高丽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

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南（即后来的越南）与高丽一样，同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但洪武帝之子明成祖却派大军征讨安南，当然，明朝对于安南、高丽之间的态度差异，或许有其他原因，因本人对明史涉猎不多，不敢置喙，但高丽王室出自中原汉族，或许是其中隐含的一个理由。

或许因为这一渊源，高丽王朝末期更是袭用“大明衣冠”，而且高丽人将接受“大明衣冠”的历史意义抬高为“追复祖宗之盛”的高度，以此来表示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传承。

对此，《高丽史·舆服制》有明确记载，“大明高皇帝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皆有赐，自是衣冠文物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后来，高丽昌王在位时，大臣赵浚在给昌王的奏疏中写道，“祖宗衣冠礼乐，悉尊唐制。……我玄陵（即恭愍王陵号，代指恭愍王）……追复祖宗之盛。”（《赵浚·陈时务疏》）

对于高丽袭用“大明衣冠”，高丽著名诗人元天锡如此形容，“着新革旧何其速，外国人为中国人。”（《元天锡·是月朝廷奉大明圣旨改制衣服，自一品至于庶官、庶民，各有科等，作四绝句以记之》）

这一点，也可以用来终止另一场纷纷扬扬的“汉服”与“韩服”之争，毕竟，汉服是韩服的“祖宗”，这可是他们的先人亲口说的。当然，高丽王朝也投桃报李，比如其“慕华”、“事大”思想，甚至以“小中华”自居。

在经历蒙元之后，高丽终于有幸可以和明朝建交时，高丽名臣甚至李樯激动地赋诗一首，回忆高丽与宋朝交往时的一段“高光时刻”，“国家遭遇宋文明，礼乐交修醉太平。……万古难磨忠义在，小中华馆岂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