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傅相制度：汉代政治与文化的反映和影响者

王国傅相作为中央派遣至王国的中央大员，务必需要贯彻执行中央意志，可谓是位极人臣。

不过制度的设计必然有其内在的思想文化观念作为支撑，王国傅相的设置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它不仅会将这种政治观念与文化观念一一展现，甚至还会反过来影响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嬗变。

显然，汉代王国傅相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针对汉代文化思想的良好视角，傅相制度的设计以及运行都很好地反映了两汉的政治思路与文化观念。

一、从王国傅相制度看汉代政治思想文化

王国傅相作为中央派遣至王国的中央大员，务必需要贯彻执行中央意志，傅相制度的历程也就展现了汉朝统治思路的转变，反映了两汉政治文化观念的变迁。

（一）从王国傅相制度看汉代统治思路的转换

两汉王朝在统治思路上经历了无为而治、儒道结合再到王霸杂治的过程，其统治思路的选择也从被动转向主动。王国傅相，全程经历了两汉王朝统治思路的转变。

汉初七十年，西汉王朝施行的是“无为而治”的统治，也即以修养生息政策为主，政府在宏观上引导社会发展，而不过多干预。选择这种统治思路的原因实则是皇权集团、学者、社会三者互动的结果。

其一，多年战争造成的社会残败是西汉建国以后面临的最紧要的现状，战争物资的征调、人员的消耗、战争的摧残等等使整个社会满目疮痍。客观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刘邦集团的统治思路。

其二，二世之秦，就在自己手中葬送，亡秦之弊不仅是刘邦集团迫切需要总结和警醒的，也成为对政治有企图的学派与各人得以凭借与发挥的历史资源。

第三，在政治上，齐相曹参以黄老术治理齐国实是“无为之治”在政治实践上的先河，而刘邦在统治思路上确立了“无为之治”则得益于陆贾及其《新语》。

（二）儒道结合的统治思路

在经历惠帝、高后典型的“无为之治”的统治思路后，文景时代的统治思路则是儒道结合。一方面，社会经过刘邦、刘盈、吕后等时代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有所好转，但局面仍需要进一步恢复；

另一方面，虽然新道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儒家的兴起，与统治者对儒术的应用，使儒道结合成为必然。而王国傅相恰恰为此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三）王霸杂治的统治思路

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窦太后的自然死亡，国家实力的强势，汉武帝开始大规模作为，其统治思路从表面上看是“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表现在统治上就是重用酷吏，法网严苛，却大兴儒学，大倡教化。汉宣帝将这样一种统治思路总结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可以称之为“王霸杂治”的统治路线。

自汉武帝以来，随着王国问题的解决，王国傅相成为帝国行政单位中的执政者，尤其是王国相与郡太守权责基本一致，他们热情响应中央号召，执行中央统治路线，为自己的仕途而努力。

他们行政过程中的宽与猛都是帝国意志的反映，其实不论循吏还是酷吏，不论儒家教化还是法家治道都是皇权统治的工具，王国傅相虽然有选择的余地，但其殊途同归，只能有一个目地，那就是维护皇权威望，维持社会稳定。

二、傅相制度对王国思想与学术的影响

（一）汉初王国的思想与学术

要想了解傅相制度对汉代王国思想与学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必然需要先了解在秦汉之交时汉代王国的思想以及学术环境。

首先，楚国的《诗》学、吴国与梁国的文学、淮南国的道学以及河间国的古文经学是汉初王国的主要学术思想内容。

随着学术氛围的逐渐演变，“后战国时代”那种多元文化的影响逐渐被帝国儒学所取代，汉朝思想学术界迎来了真正的“经学时代”。

“后战国时代”对王国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君主集权、大一统的客观趋势；其二，分封制的观念；其三，多元文化，这三方面的影响使王国学术文化呈现出一种“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也即在承认大一统君主政治的同时，希望为王国的生存与发展赢得相对自由的空间。

（二）王国傅相对王国思想与学术的影响

“后战国时代”长期主导了汉代文化发展的趋势。那么作为汉朝派出机构的王国傅相在王国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助推还是化解？他们又是怎样影响王国思想与学术的？

第一，王国傅相针对王国问题提出系统保傅思想，文帝初年，淮南王叛乱前后，袁盎提出为王国派遣“严傅相”的建议，第二年贾谊提出系统的保傅思想，“严傅相”的建议与系统的保傅思想都旨在加强王国傅相对诸侯王的监督与教化，使王国接受大一统的政治秩序；

第二，傅相对王国学术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积极宣扬中央政策与意识形态；用具体措施推动王国文化的发展。比较明显的是，西汉在前者表现较为突出，而东汉傅相则更重视后者。

比如袁盎“严傅相”的建议、贾谊系统的保傅思想都在王国问题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其思想的延伸，文帝以后，才对王国傅相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更是夺取了诸侯王自置二千石的权力，而“辅正”的职责也渐渐被傅相所完全接手，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助力。为诸侯王置严师傅更是成为了汉代人的共识。

东汉后，在诸侯王国依旧实行傅相制度，而且王国相之权势还比较大，但从史籍来看，傅相出现在史籍中的机会越来越少，这说明傅相制度下的王国已经不再是中央治下的大问题了；

另一方面，不仅王国太傅在王国太子教育上起到作用，东汉王朝经常招集诸侯王太子、皇子入朝专门接受教育似乎也成为一种制度，这样从中央到王国都有专门的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教育，诸侯王谋反的几率也大大减少。可见袁盎与贾谊的保傅思想在汉代的实践过程中还是有相当的成绩的。

（三）傅相制度对王国思想学术的意义

王国傅相积极宣传中央政策与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西汉时期，尤其是汉初，中央面临着王国尾大不掉的局势，汉朝中央对他们的最低要求可能就是“毋反”了，由于当时诸侯王普遍比较骄纵，王国傅相面临比较尴尬又危险的处境，所以“毋反”可能既是当时中央一项隐含的政策，也是群臣普通的心态。

到了景帝时期，儒学己有一定的发展，儒生开始大量走上历史舞台，而那些在中央供职的儒生也开始深入的影响帝国的意识形态，而一旦有机会宣扬帝国意识形态，他们自然是当仁不让，必定首当其冲。

正所谓“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王国相向诸侯王传递中央的政策，从政治高度号召诸侯王拥护大一统政治；王国傅用经义宣传帝国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潜移默化。

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使诸侯王很快领会到大一统政治的核心，即不谋反，拥护中央统治；当然诸侯王也不甘心王国空间一点点被挤压，于是在大一统秩序内需求自由与空间，成为诸侯王们的共同心愿。

从历史来看，中央对这种秩序内追求自由的做法，在初期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汉武帝即位之后，地位一旦稳固，风气很快转变，两个重要的王国学术文化中心——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陆续被整治。

此后，王国便处在中央高度严密的管控之下，那种特别变态的行为与事件（史称“禽兽行”）不断出现，皇权对他们的态度，竟然是仅仅是削去数县，而不彻底灭国，可见皇权之意味。

此外，王国傅相亦用具体措施推动王国文化的发展。儒学自文景之际登堂入室，经武、昭、宣、元四代的大力提倡，至汉代晚期儒学、儒术、儒生、儒官已经彻底改变了汉朝的官僚结构、社会文化。

至东汉，诸侯王国己经不再成为问题，东汉对诸侯王已有实封与虚封之别，甚至有些王国，有王国之名而无国君，东汉实封王国一般一县居多，对中央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东汉诸侯王早已没有西汉诸侯王那般气势，从礼仪到学术都没有西汉那么大的气象了，这个时候，王国傅相尤其是王国相成为一国实际之长。

由于儒学一百余年的浸润，这些儒相一方面执行王朝治民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又按照儒学思想积极移风易俗，特别重视一地民风之建设，对治地的学术与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语

文景之际，由于皇权的支持，儒学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博士职官的设置，使得儒学得以参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尤为重要的是，一部分博士也参与了王国问题的解决。

从汉文帝开始，以博士出任王国太傅成为定制，直至宣元以后博士弟子批量产生，改由博士弟子补任国傅，这些博士及博士弟子都为中朝官员，按照皇权的意愿用儒家经典构建帝国意识形态。

为博士数年后，出为王国太傅，“旦夕讲诵”儒家经义，实际上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帝国意志，他们将帝国的意识形态或灌输、或潜移默化的影响给诸侯王，让他们接受大一统的君主统治，承认“君君臣臣”的政治现状，在政治上最低的原则就是“毋反”。

因此汉代王国傅相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官僚体制的变化，同时更是象征了王国思想与学术的进步与发展，更是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皇权统治的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