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贰臣录之陈名夏：劝多尔衮篡位的探花郎

崇祯十六年六月，皇帝传诏天下加“癸未恩科”，以发掘人才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明。九月，在崇祯的主持下，这一科共选拔四百名进士，陈名夏也由此成为明朝的末代“探花”。

由于是皇帝火线提拔，这批进士未依常例先下放历练或观政（实习），均被直接委以实缺。陈名夏被任命为翰林院编撰、户兵二科给事中，并可列席皇帝主持的廷议，可谓一步登天。

不过陈名夏还未来得及“治国平天下”，李自成就让他下岗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师沦陷。自缢未遂的陈名夏与同年杨廷鉴（状元）、宋之绳（榜眼）等一起藏了起来，但很快就被大顺军捕获。好在李自成的左辅大学士牛金星对这批新科进士很有兴趣，陈名夏等人得免议罪、拷饷。

后陈名夏在牛金星的安排下，重返宏文馆（原翰林院）并官复原职。大顺政权速崩后，陈名夏原本不打算降清，但是南京小朝廷却封死他的南归之路。

弘光朝廷为了表明正统，搞了个装样子的“从贼案”。陈名夏在李自成麾下的短暂履历、新科榜眼的身份，加上他在弘光朝廷没什么人缘，一下成了钦定要犯（为李自成开门的兵部尚书张晋彦就未被列出）。

没法南归的陈名夏，只得先跑到大名府躲藏起来。顺治二年七月，见大明复盘无望，陈名夏通过保定巡抚王文奎，向满清投降并拜见多尔衮。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旋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史稿·陈名夏传》

陈名夏初见多尔衮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力劝多尔衮篡位称帝。可见陈名夏对当时的局势以及多尔衮的心理有充分的研究，也敢于投机博位。多尔衮不仅未责罚其大逆不道、图谋不轨，还作为心腹开始提拔、培养这个降臣。

弘光政权覆灭后，为快速平定并有效管理南方，九卿及科道言官联合向多尔衮提出一个建议，效仿明朝在南京设置陪都朝廷。在那个通信、管理能力低下的时代，这个建议无疑可以大大提高清廷在南方的行政管理、军事组织等效率。

陈名夏却敏锐意识到多尔衮不愿意。

并不是他们看不出这个方案的好处，而是满清高层已持续十几年的权力斗争，让多尔衮觉得他的政敌会借这个机会在南方经营与他对抗的势力。师定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清史稿·陈名夏传》

因此陈名夏选择再博一次，“替”多尔衮开口，站在群臣对立面，奏请朝廷以一都制天下。结果多尔衮不仅顺势接受，也更加看重陈名夏。

顺治三年，因父丧陈名夏需返乡守制。多尔衮原本欲夺情，后在陈名夏的坚持下才同意其返乡，但是要求他次年还朝回任。

顺治五年七月，为加强满汉合作巩固皇朝统御，以及皇帝和摄政王之间的争权，清廷在六部和都察院增设汉尚书（左都御史）一名。多尔衮借机任命陈名夏为吏部汉尚书，既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也是对心腹的提携。

做为回报，在陈名夏的出谋划策下，多尔衮及其党羽通过暗箱操作、舆论施压，迫使顺治在当年十一月诏告天下，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多尔衮的顶点，也是顺治的耻辱。

陈名夏不仅有本事赢得多尔衮的青睐，他还利用朝廷的矛盾和顺治一系维持着不错的关系。

当时清廷除了多尔衮与顺治争权、满汉冲突之外，还有一个矛盾点–前明降臣的“南北之争”。

注：清初汉臣之间的南北之争，实际是明末党争的延续。被斗争到南京的官员们（以东林居多）降清后成为“南党”，而清军入关前在辽东收降的官员和北京朝廷降臣组成了“北党”。

陈名夏就利用多尔衮对他的重用，获取了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南党”领袖。这让顺治为了朝堂的平衡，也不得不拉拢、重用他。而陈名夏也未借势而骄，和顺治派的骨干索尼关系也非常不错。

因此多尔衮死后，陈名夏不仅未倒在反攻倒算的浪潮中，还被加太子太保衔并授弘文院大学士一职，地位得以进一步攀升。

顺治八年五月，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洪承畴（左都御史）结党行私、铨选不公等罪行。顺治命巽亲王满达海，召集诸议政王大臣审查。陈名夏的密友谭泰（满吏部尚书），申辩张煊所奏不实并隐藏参审大臣的反对意见，最终导致张煊诬告罪成立被处死。

八月，谭泰因阿附多尔衮、擅权乱政等罪被顺治处死，其炮制的“张煊案”也被顺治要求重审。见苗头不对，洪承畴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过往罪行以及和谭泰的关系，因态度老实而获顺治宽宥。

陈名夏则又想搏一搏。他在复审中倚老卖老，面对诘问只是不断哭诉当初的“投诚之功”，并闹着要以死明志，总之就是不认罪。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清史稿·陈名夏传》

虽然顺治很反感陈名夏这种小人行径，但因他之前就“谭泰案”表示过不牵连攀附，因此对陈名夏只是去职处理（保留官品）。到年末，又命陈名夏署理（暂代）吏部尚书，补内秘书院大学士。似乎又博到一把。

顺治十年二月，原兴安总兵任珍私刑杀人，为免责贿赂兵刑二部。此案被人告发后，任珍被革去世职。四月，任珍的婢女状告任珍被处罚后“家居怨望，口出不轨”。刑部审理后，拟判任珍死罪。

但是顺治以“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为由，要求九卿科道集会讨论处罚意见。

顺治明显是不想处死任珍，不然他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搞廷议。他的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示恩汉族降臣，缓和已经很尖锐的满汉矛盾。二是调动满族官员参与朝堂文职工作的积极性（当时满族很崇尚军功）。

廷议中满族和汉军旗（北党）官员认为“贰臣”心生怨言、意图不轨就必须严惩，要求判斩刑。而以陈名夏为首的二十七名汉官，则联名为任珍求情。这本没什么，但是陈名夏的理由，“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却激怒了顺治。

什么人要“展辩”？“应得之罪”是什么罪？

对于“展辩”，陈名夏的解释是，任珍如果不服、不认罪就判刑，朝堂会起争议，这就是他所说的“展辩之端”。对于“应得之罪”，陈名夏的回复为，“口出不轨”难以查实，要处罚任珍还是以之前的“私刑杀人”来判。

这在顺治看来就是两面讨好、拉帮结派。最终顺治以“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溺党类而踵敝习”，将陈名夏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并罢署吏部事，其余二十多名官员被论死、流徙或革职。

这次投机让陈名夏在朝堂的地位锐减，重压之下他又博了一次，结果输了命。

顺治十一年二月末，热衷汉化的皇帝一时兴起将前明朝服带入内院。陈名夏莫名的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于是上奏朝廷倡议恢复汉人习俗，“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一直看陈名夏不顺眼的宁完我（北党领袖之一），当即上《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私情事叵测疏》。

弹劾陈名夏行事叵测、结党营私、纵子行贿、涂抹票拟等罪。并重点举报陈名夏曾说过“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称陈名夏“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包藏祸心当处死。

三月初二，顺治亲自讯问并命宁完我和陈名夏对质。陈名夏在辩称宁完我诬告他多项罪行的同时，承认自己说过留发复衣冠之事。

其它事项都是内部矛盾，最多扣个奸佞的帽子。但是复明朝衣冠则涉及到了剃发国策，以及是否承认满清正统了。性质完全变了，结局也自然会变。“北党”成员陈铨（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刘正宗（弘文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人也纷纷落进下石，奏请朝廷严惩陈名夏。

三月十二日，陈名夏被顺治亲裁，绞刑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