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入南的默化潜移

本文转自：亳州晚报

淳朴厚重、好勇负气是清代亳州民风表述的两种面相。比较来看，前者是清代亳州士大夫理想中的民风形态，后者才是清代亳州民间的民风面相。然而为什么存在差异，坚信当地民风淳朴好文呢？就同一时期安徽地区编修的清代方志来看，淳朴好文是一种普遍叙事结构，如雍正《六安州志》、乾隆《阜阳县志》、乾隆《泗州志》、乾隆《歙县志》、嘉庆《舒城县志》与嘉庆《怀远县志》等都有近乎雷同的表述。这种表述应被视为清代士大夫儒学共同体的文化意识，这种做法恰恰说明了地方志分中有合，以相近的文化符号来书写地方文化。清代地方志的勃兴，表面上是学术的地方化，内里依然是统一的文化范式。地方志的修撰意在规训当地，而非镜鉴历史，地方志是统一的国家机器与政治力量治理地方的重要工具。

道光五年，安徽学政张鳞曾感慨亳州民风的变化，“其人物则圣贤神仙，忠孝节行，与夫鸿儒硕彦之赫赫载籍者，天下州县宜无若斯美备矣。独怪赵宋南徙，亳隶于金，地气无殊，所产渐少瑰伟特异之士。元明之交，韩林儿僭号龙凤，称帝兹土，扰攘至十二年。亳何不幸罹此耶？明初为州，寻降县，弘治中复为州。三百年来亦鲜着闻史传者。”他认为北宋以前的亳州文化兴盛，受到宋金合战与元末战争的影响，影响力大不如前。这种观点已经触及了亳州民风嬗变的内在原因。

今天的亳州和安徽其他地区一样都在倡导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正确决策。从历史上来看，亳州被动融入南方的江淮文化系统。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抵挡金军南下，东京守将杜充掘开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弄巧成拙，反而帮助了金军扫荡北方，还摧残了较为发达的两淮地区。

在此之前，亳州都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秦属砀郡，汉属豫州，唐属河南道，宋属淮南东路，元属汴梁路，属县多，地域广，人口密集，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亳州为望州之一，唐高宗、宋真宗等曾至亳州太清宫祭祀老子。《宋史·地理志》载亳州贡绉纱和绢等。《宋史新编》则载“亳州又贡丝绵缣帛各二十万，后集粟塞下至巨万斛。”唐宋时期，亳州辖区广大，人口蕃息。唐天宝年间有近9万户，宋崇宁年间有13万户，无疑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曾巩先后在亳为官，另有姚崇、富弼、范仲淹、晏殊、陈师道、黄庭坚、宋祁、王钦若、丁谓、晁补之等名臣在此为官。

凤阳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明初的凤阳升为陪都，辖区大得可怕。下辖亳州、宿州、颍州、泗州和寿州五州及十三个属县，皖北地区尽为凤阳所有。鉴于小明王曾在亳州盘踞起兵，亳州人口锐减，明朝统治者拆解亳州，由州降为县，仅剩弹丸之地，转而成为南京辐射的江淮文化带的一员。

明清之后的亳州，民间有“小南京”的说法，原因就在于南京是明清时期江南的首都，实质上也承接着将来自江南的商品转运到中原地区的角色。清代亳州商业颇为繁荣，“商贩土著者十之三四，其余皆客户，北关以外列肆而居，每一街为一物，真有货别队分气象。关东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货汇于斯，分亦于斯，客民既集，百物之精目，染耳濡故，居民之服食器用亦杂五方之习。”在黄河改道摧毁两淮经济形态之前，以涡河串联的开封至亳州一线是重要的经济与商业基地，商品主要向外输出。黄河改道后，这一带普遍经济凋敝，反而主要接受来自江南的商品。黄河屡屡夺涡，亳州人民深受水患之苦，又兼受河政、漕政与盐政之弊，百姓少有恒产，流动性大，故而生成了好勇负气的民风。

原则上来说，民众倾向于政区所规训的文化认同，而逐渐疏远实质的文化区认同。亳州虽然风俗接近北方，但在心理上却渐渐认同南方，这也符合今天亳州的定位，融入长三角，力争成为“省际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承接着长三角产业转移与中原地区劳动力输入。

由此可见，民风深受历史与地理双重维度的制约影响。不仅依存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更依赖于人文改造后的地理环境。好勇负气的民风也不单是负面的，从另一个位面来说，便是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灵活多变，在复杂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中适应力强。正因如此才能解释，姜桂题由捻军入清，再成为首倡共和的北洋将领。至于当代，亳州人民有着自主创业的传统，改革开放时期著名的“阜阳模式”策源地就在亳县。亳县涌现出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与白酒产业，是淮河流域为数不多的典型工业区。民风产生于人民之中，依靠人民的动能，解放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因势利导，推动地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