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王朝采取的治“胡”方略，延续了汉朝的政策

两汉时期，中央王朝总体上采取的是“以夷制夷”方略，目的是“弥补汉军的兵源不足和某些缺陷，改变汉军中的兵员结构和兵役制度”。

西汉前期国力尚弱，而北方匈奴以“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给汉帝国带来巨大威胁。自高祖皇帝始，汉王朝就制定和奉行和亲政策，这种不对等的民族政策一直持续了数百年。

汉武帝时期，国力发展强盛，应对匈奴等胡族侵扰的战略由过去的以防御为主转为反攻。武帝将武力征服或主动归降的胡族兵力加以利用，或作为汉军的辅助兵力，或作为抵挡北方胡族来犯的屏障。如“（翕侯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侯，元朔二年击匈奴功益封，千六百八十户”；元狩四年被武帝迁至五郡塞外的乌桓，西汉“始置护乌桓校尉”，令其为汉侦察匈奴动静。

武帝以后，“以夷制夷”方略被汉王朝统治者所承袭，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方略，采取设置属国、授予官爵等举措，以合理安置和管理内迁胡族。元狩二年，武帝为管理在河西之役中战败来降的匈奴部众，行“属国”制度，“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东汉初期，南匈奴内迁，北匈奴依旧作为汉帝国的一支威胁力量活跃于漠北。为了弥补北边诸郡人口短缺和兵源不足，恢复和发展当地生产，同时抵御漠北诸族侵扰，东汉将居于五原塞的原南匈奴部众又内迁至缘边八郡。这一举措，本是想更好地利用南匈奴，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永和五年，南匈奴内部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发动叛乱，东汉将领马续与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

东汉中后期，王朝军事力量衰落，对内迁胡族发展难以形成有效制衡，成规模的胡族叛乱就频发了。延平元年，凉州羌民叛乱。为了弥补军事上的劣势，东汉王朝采取“内附羌夷、附塞匈奴”的方略，对西羌等族群采取武力与迁徙笼络相结合的方式，将其迁入内地，如光武年间陇西太守马援“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安帝年间又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

在东汉军队设置中，内附部落组成的“属国兵”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协助汉帝国羌乱，保境守边。对于归附的南匈奴，东汉将其迁至沿边八郡，向其提供军事与物资支持，岁给绵绢钱谷，有如列侯。子孙传袭，历代不绝”。此外，东汉还延续西汉授予胡族首领官职爵位的举措。

曹魏时期，基本延续了汉朝的治胡理念，即借助胡族势力以图自存与发展强盛。不过相比之下，曹操的治胡方略要更为苛刻，这或许与其亲身经历东汉中后期胡、汉关系剧变有关。面对并州地区南匈奴人口的激烈扩张。同时还留南匈奴单于为质于邺，使得南匈奴部众无法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大大削弱其力量。通过这些举措，曹操控制下的三万多落南匈奴部众身份逐渐由内迁胡族转变为同汉人一样的“编户齐民”，成为魏国合法合理的劳动力和兵力来源。

胡人以“编民”身份参与到中原地区生产建设中来，减缓了自东汉中叶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中原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的压力。除了充当劳力，胡人还是曹魏军队的重要兵源，魏末郭淮的部曲“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柳城之战中俘获蹋顿麾下二十万乌桓军，后编入曹操自己的军团中，号称“天下名骑”。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西晋十六国时期，并呈现出跌相雄长的趋势，此后中原王朝控制下军队均包含胡、汉两种族属成分，且胡族所占比例渐长。此外，曹魏政权还置归义王等官爵，拜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

西晋初年，分布在中国北方的胡族人口规模较两汉曹魏时期是为空前增多，“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直接原因，是西晋武帝对胡族的大举招诱和接纳，这在上一节已具体阐述。内迁胡族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对汉人居住空间的侵占和袭扰增多，其结果是致使族群矛盾的产生和尖锐化，引起社会动荡，给政权稳固造成威胁。

然历经曹魏时期的战乱、饥荒和疾疫，中原人口锐减，西晋政权建立后面临着严重的人口短缺，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人口数量，故武帝在治胡方略基本沿袭汉魏。如将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新降附的匈奴安置在本就是南匈奴族众聚居的并州诸郡及河东郡一带，使得并州南匈奴实力进一步增强。

对此，西晋有朝臣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主张“伐戎”、“徙戎”的声音出现并迅速高涨，传统“夷夏之防”观念再次被强调。如武帝时期，朝臣郭钦指出纵容胡族内迁之隐患，指出“徙戎”已迫在眉睫。时任御史中丞的傅玄也建议武帝徙戎，“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