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堪比霍去病、文治堪比范仲淹的明朝第一战神，知名度却极低

提起霍去病，我们都熟悉，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大汉第一战神。他年纪轻轻就封狼居胥，横扫匈奴，使得漠南无王庭。在他流星般划过的生命轨迹中，创造了别人一辈子也可能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成为历代武将所崇拜的偶像。

霍去病的人生是独一无二的，别人难以企及。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虽然没有了霍去病，但在霍去病之后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名将，并不逊色于他。明代中期的王越就是其中的一位，但可惜的是他的声名并不远播。以他的军事才能来看，明朝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可以说是大明第一战神。那么，他如此厉害，但为何不为人所知呢？

图1霍去病西征雕像

王越（1426—1499），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人。所有的英雄人物少年时注定是与众不同的，王越也不例外。他小时候读书读到“靖康耻”这段历史，再看看当下正值胡虏猖獗之时，胸中愤懑不平。所以就苦心钻研兵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封狼居胥、燕然勒石，方不负大丈夫生于世间。

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自从宋代以后武将的声名就不显了呢？好像我们一提起中国的名将首先想到的就是汉唐，仿佛这两个时代的武功是最盛的。

其实这是我们的误解。自从宋代以后，由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再加上重文治之风的蔓延，所以使得这一时期武将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即便有很高的才能也终会籍籍无名。就拿王阳明来说吧，他为我们所知，绝对不是因为平了朱宸濠之乱，而是因为他一代心学大师的身份。而平定朱宸濠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是不会单独拿出来说事的。重文抑武是宋朝以降的一个整体趋势。在明代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将都是进士出身，比如于谦、王阳明、王越、袁崇焕等人。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身份——儒将，书生也能领兵打仗，且丝毫不弱于赳赳武夫。

图2王守仁（1472年—1529年），别号阳明

既然生在明代，王越自然也只能通过进士这条正途来开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景泰二年（1451）中了进士，后来出任监察御史，巡按陕西。看这履历，和一般的文臣基本没什么两样，简直就是个文官。况且他还是个诗人，他的诗作在当时也是风行海内。根据史书记载，他博学能文、工于诗赋，并作诗文词赋数百篇。其诗远追盛唐，文溯秦汉，特重《诗》、《骚》。在台阁体盛行之时，不落窠臼，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

说起王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的诗文对明代前、后七子，特别是公安、竟陵文学均产生过重大影响。李东阳赞其“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吴洪为《王太傅集》作序时也称：“公生当其会，具豪杰之才，而文不经思虑，动数千百言，纵横张驰，不失其正。诗尤明易通畅，不事艰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气势雄伟，文思焕发，如长虹亘天，光焰万丈，可以追逐李杜诸人，其余莫能及也。则公岂非应期而出，为一代英才者乎？”

光看这些，越看越像个文臣。但有些人是全能型人才，只要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能显山露水。后来，由于出色的才能，在文臣的任上升到了山东按察使。后来又经别人举荐当了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所有官员都不希望面对的事情——丁忧。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情于理他都得回去。后来的张居正就是因为皇帝夺情，没有丁忧，才遭到很多人的诟病。巧的是，王越也是太能干了，皇帝也破例夺情，让他戴孝为官。

成化三年，抚宁侯朱永征毛里孩，王越赞襄军事。这也是他武将生涯的开始，正是因为这一次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所以皇帝在当年秋天就升他为宣府巡抚。这个宣府可不是别的地方，是大明的边关重镇。把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交给王越署理，可见他的军事才能是有目共睹的。否则岂非儿戏，何以服众？

就这样，王越来到了边关地区，这也注定了他的后半生是要和军事打交道的。而这时大明王朝北边最大的敌人就是蒙古，好比汉代的匈奴。成化五年，蒙古侵犯河套地区，延绥巡抚王锐求援，王越调兵遣将，前往支援。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各路军队均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与朱永一起讨伐阿罗出，在开荒川告捷。战后论功行赏，官拜督察院右都御史。

成化七年，王越与刘聚在温天岭击败蒙古军，晋升为左都御史。这个左都御史可是堂堂的一品大员，掌管着大明王朝的整个监察系统，可以说此时的王越已经是位极人臣了。当时，朝廷三次更换将领，但都以王越总督军务。一则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二则表明他深受朝廷信任。这年秋天，蒙古首领满都鲁决定大举进攻明军。将妻子老弱留于红盐池，从而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王越则避其锐，绕道率五千骑为左右哨，出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出其不意地进攻其后方，并大获全胜。满都鲁等因丧失妻子畜产，自此不敢进兵河套地区，西陲从此数年安定。此战堪比封狼居胥，也是使得“漠南无王庭”。

图3朱祁钰（1428年—1457年），即景泰帝

此时，边患暂时告落。然而在朝廷里却掀起一番波澜，大太监汪直深受景泰帝宠信，故而提督西厂，一时炙手可热。王越到底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和那些清流不一样，为了大局，不惜自污名节和汪直结交。因为他明白，汪直虽是个小人，但他当道，如果不结交他，自己就会被撤换。那么，如果蒙古再次进攻河套，后果自是不堪设想。从这点来说，王越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嘉靖时的胡宗宪为了东南抗倭大局不得已依附严嵩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之举，比起那些只会“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清流来说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而后，累功升至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王越上表言甘镇兵弱，非用延、宁两镇兵难以克敌，后请兼制两镇。次年，他分兵进攻，再次取得重大胜利。此后更是仕途顺利，加少保，并兼太子太傅。然而盛极则衰，后来李广获罪却牵连到王越。王越闻后，忧恨不已，一时卒于甘州。享年73岁，与孔子同寿。死后赠太傅，谥襄敏。不过这都是死后的殊荣。尽管如此，他死后的声名并不显，与他一生的功绩并不匹配。

图4朱见深（1447年—1487年），即明宪宗

王越的才能的确出众，时人高评如潮。朱见深认为：“或抚临云内，或总镇关西。在边来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文治武功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完全可以用出将入相来形容他的一生。

然而，我们今天对于这位武功堪比霍去病，文治堪比范仲淹的大明第一战神却鲜为人知。真的是明珠遗尘，不得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