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足球背后的两面性；不可忽视的真菌

夺回足球

在悉尼澳大利亚体育场举行的女足世界杯决赛中，当西班牙球迷庆祝球队战胜英格兰队时，电视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个非凡的瞬间。西班牙球员奥娜·巴特尔（Ona Batlle）停止庆祝，安慰她的英格兰对手、巴塞罗那女足俱乐部队友露西·布隆兹（Lucy Bronze）。这一善意和同情的举动，是一系列类似事件的高潮，反映了比赛的积

极精神。

近日，希腊记者Matthaios Tsimitakis在《Al Jazeera》撰文剖析了足球的两面。一方面，女足的发展振奋人心，促进团结和进步。一方面，极右翼的渗透正在助长看台上的仇恨和暴力。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0日，澳大利亚悉尼，2023女足世界杯决赛，西班牙球员奥娜·巴特尔（Ona Batlle）安慰英格兰队队员露西·布隆兹（Lucy Bronze）。

在小组赛期间的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牙买加队与实力强劲的对手巴西队战平后，牙买加球员卡迪亚·肖（Khadija Shaw）走到巴西老将玛塔（Marta）身边，与她拥抱。肖告诉她，玛塔激励着她，也激励着加勒比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许多年轻女孩。

尊重、友谊和公平竞争是这次比赛的特点，它也是体育界为争取平等机会和多样性而持续奋斗的成果。有20亿人收看了2023年女足世界杯，观众人数几乎是四年前的两倍，这为女足运动员争取同工同酬提供了又一个支持。

此前，西班牙足球主席路易斯·鲁比亚莱斯（Luis Rubiales）强吻球员詹尼·埃尔莫索（Jenni Hermoso）的丑闻造成了很大影响，反映出西班牙足球界在反对性别歧视和滥用权力的斗争中日益团结一致。西班牙国家队拒绝参加比赛，直到鲁比亚莱斯辞职；他们得到了数十名足球官员、球迷、西班牙政府，甚至国际足联的支持，国际足联将鲁比亚莱斯停职90天。

对许多其他球迷来说，女足世界杯提升了足球的地位，而此时这项运动丑陋、暴力的一面正日益显现，尤其是在欧洲。

8月7日，就在世界杯决赛前两周，一名希腊球迷在欧洲冠军联赛预选赛前遇害，震惊了希腊人。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迪纳摩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雅典的体育场前袭击了AEK雅典足球俱乐部的球迷。结果，29岁的Michalis Katsouris被刺身亡，另有近十人受伤。

这起死亡悲剧反映了欧洲足球界的暴力亚文化，极右翼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和球迷团体间的争斗助长了这种亚文化。这种有毒的混合体传播暴力，导致致命的冲突，因为地方当局往往在悲剧发生后才采取行动。

当然，与足球有关的暴力事件并不新鲜。在足球运动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流氓行为一直存在。但近年来，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多地渗入球迷群体，建立极端球迷组织网络，在看台上煽动暴力和仇恨。极右意识形态的流行使政党和运动得以招募球迷进行政治动员，宣传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修正主义。

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极右被称为“蓝色坏男孩”（Bad Blue Boys），他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接受极右思想，经常在比赛中展示这些思想。他们在看台上的种族主义和仇视同性恋行为屡屡招致欧足联对其球队的处罚。

“蓝色坏男孩”也不回避展示极右标志，并接受克罗地亚极右翼组织宣扬的叙事，这些组织试图恢复二战期间统治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萨运动。

2019年，在萨格勒布迪纳摩与AC米兰的比赛前，人们看到他们在米兰街头游行，行极端主义的举手礼。

2020年，该球迷组织在萨格勒布集会时，一些成员打出了侮辱塞尔维亚妇女和儿童的横幅，克罗地亚当局因此逮捕了他们。

这类行为反映了极右翼利用南斯拉夫战争的叙事来煽动仇恨和地区紧张局势，以获取政治利益。

尽管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想象中，希腊人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克罗地亚球迷的敌人，但本月早些时候在雅典发生的袭击事件绝非偶然。极右对欧洲足球的渗透为球迷俱乐部之间的对抗增添了另一层政治色彩，使那些被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球迷与那些拥护左翼思想的球迷形成了对立。

AEK的许多球迷都是希腊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与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极右翼球迷形成了对立。“蓝色坏男孩”与AEK的竞争对手帕纳辛奈科斯（希腊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的极右翼球迷关系密切，这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希腊足球也受到极右翼组织的渗透，尤其是金色黎明（Golden Dawn）。其成员之一伊利亚斯·帕纳吉奥塔罗斯（Ilias Panagiotaros）曾是帕纳辛纳科斯球迷组织“疯狂男孩”（Mad Boys）的成员，后来成为极右翼组织“蓝军”（Blue Army）的领导人，该组织在2000年代曾支持希腊国家队。他们与现已被取缔的“金色黎明”组织结盟，公开表达极端情绪并攻击移民。

这种将足球作为极右翼政治和历史修正主义工具的做法不仅助长了致命的暴力，还将仇恨、分裂和毒性带入了这项运动。国际社会必须努力从看台上消除这种有害的意识形态。

此前，《卫报》也报道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主裁判在极右翼政客组织的活动中发表演讲的事件。

斯齐蒙·马尔基尼亚克（Szymon Marciniak）也是世界杯决赛的主裁判，他在波兰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该活动由斯瓦沃米尔·门岑（Sławomir Mentzen）组织。

门岑是联邦党（Confederation party）领导人，因提出“我们反对犹太人、同性恋、堕胎、税收和欧盟”的政治口号而闻名。2021年，他生产了一款名为“白IPA攸关"（White IPA Matters）的啤酒，嘲讽“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成为国际头条新闻。

5月29日，马尔基尼亚克参加了一个聚会，该聚会被称为交流活动，其中还包括喝啤酒环节。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说，这次活动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

反种族主义组织“永不再发生”（Never Again）首先披露了他出席该活动的消息，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拉法乌·潘科夫斯基（Rafał Pankowski）说：“我们对马尔基尼亚克公开与门岑及他的极右政治毒瘤联系在一起感到震惊和骇然”。

“永不再发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海报上，门岑本人拿着杯子喝啤酒。另一张海报上，马尔基尼亚克身穿FIFA裁判服。门岑宣布马尔基尼亚克出席此次活动的帖子被分享到了马尔基尼亚克的Facebook粉丝页面上。在活动网站上，马尔基尼亚克作为演讲者与门岑一起亮相，门岑随后称赞马尔基尼亚克为“天才演讲者”。

马尔基尼亚克认为是同代人中评价最高的国际裁判之一。他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中担任阿根廷对阵法国决赛的裁判。2013年，他被国际足球历史与统计联合会评为“世界最佳裁判”。

事情曝光后，马尔基尼亚克发表了道歉，声称自己被误导了，不知道参加的活动和波兰极右的关系，“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我会断然拒绝这个邀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表示接受了道歉，并允许他在6月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担任裁判。

当地时间2023年8月19日，希腊雅典，欧冠资格赛，雅典AEK主场悼念此前遇袭身亡球迷。

8月的希腊球迷死亡事件发生后，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会见了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Čeferin）和希腊四大俱乐部的老板，商讨应对有组织暴力的措施。

欧足联决定禁止萨格勒布迪纳摩队的所有球迷参加2023-2024赛季在克罗地亚境外举行的比赛，而希腊各俱乐部则宣布将对球迷组织加强监管。帕纳辛奈科斯甚至取消了参加萨格勒布迪纳摩在9月份组织的比赛。

但希腊记者Matthaios Tsimitakis认为这远远不够。过去也曾做出过类似的承诺，要加强对极端球迷组织的控制，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需要有来自草根的努力消除看台上的暴力意识形态。进步的政治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应携起手来，努力促进球迷和球迷团体之间的宽容、包容和接受差异。

足球俱乐部本身需要教育年轻一代，让他们了解足球运动的进步根源，并定期开展反仇恨运动。他们不应该容忍犯罪行为，包括仇恨言论、极端意识形态的复辟或暴力。

几十年来，足球给穷人和弱势群体——从难民到残疾人、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群体——带来了希望和欢乐。它提供了包容性和宽容、社会流动性和平等主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足球价值观。它们应该成为美丽足球的代名词，应该得到球迷俱乐部的拥护。

女足世界杯证明了这一点，足球可以弘扬体育精神，在尊重对手的同时挑战极限，提升边缘化人群的地位，促进团结和多样性，而不是促进破坏性的意识形态。

不可忽视的真菌

真菌会带来下一个大流行吗？

《纽约客》环境记者Elizabeth Kolbert在即将出版的《纽约书评》9月刊发表文章，通过介绍两本关于真菌的新书，提出了这个问题。

美国环境毒理学家和作家Emily Monosson在其7月出版的新书《Blight: Fungi and the Coming Pandemic》（《枯萎病：真菌和即将到来的大流行》）中回顾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菌感染给其他物种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并认为人类的运气可能会耗尽。

2007年3月，一些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例行开车前往纽约州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个洞穴统计蝙蝠的数量。纽约是六种翼手目动物的栖息地，它们在该州越冬，通过冬眠来应对寒冷，通常在地下、洞穴或废弃矿井中倒挂金钩，陷入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就像假死一样。由于冬眠蝙蝠不动，因此很容易进行普查。

当生物学家到达洞穴时，他们意识到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到处都是死蝙蝠”。它们的鼻子上覆盖着白色粉末状物质，就好像吸食了可卡因一样。

这并不是孤例。2008年冬天，在纽约州北部以及邻近州的更多洞穴中发现了更多鼻子上有粉末的死蝙蝠。佛蒙特州的风神洞被认为是美国新英格兰最大的蝙蝠冬眠地，死蝙蝠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国家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始进行调查。他们成功培养出了这种白色粉末，并将其鉴定为一种喜冷真菌。这种真菌后来被命名为Pseudogymnoascus destructans，简称为Pd，以角蛋白为食。

角蛋白是构成人类头发和指甲等多种物质的蛋白质。蝙蝠的皮肤含有大量角蛋白，因此感染Pd的蝙蝠最终可能会出现蝠翼破烂的情况。蝙蝠们也可能在此之前很久就死亡了：真菌使它们从冬眠中醒来，这反过来又导致它们耗尽了赖以生存到春天的有限脂肪储备。

现在人们知道了，在新冠病毒时代，突发疾病的危险性尤为严重。科学家认为Pd是从欧洲输入到纽约的，可能是由毫无戒心的游客带来的。自首次发现以来，数百万（或许数千万）蝙蝠已经死亡。至少有十几种物种容易受到影响，其中三种——北方长耳蝙蝠、小棕蝠和三色蝙蝠——的数量已锐减 90%。2022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北方长耳蝙蝠因这种真菌而面临灭绝的威胁，该机构建议将三色蝙蝠也列为濒危物种。

白鼻病被称为“北美历史上最严重的野生动物疫情”。尽管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它。目前尚无已知的治愈该综合征的方法，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Pd通过微小的孢子进行繁殖，这些孢子可以在没有宿主的情况下存活数年，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些特征使其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孢子可以在蝙蝠之间传播，也可以在洞穴之间传播。从纽约开始，这种真菌已经传播到其他三十九个州和加拿大八个省。这一过程仍在持续。野生动物生物学家担心，它最终可能会到达巴塔哥尼亚并杀死那里的蝙蝠。

Pd有一个远房表亲，名为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或 Bd，它折磨两栖动物。这种杀死青蛙的真菌影响了五百多个物种，并且可能已经导致许多物种灭绝，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的南方胃育蛙和巴拿马的拉布流肢树蛙。与Pd一样，Bd也被角蛋白所吸引，而就像蝙蝠的皮肤一样，青蛙的皮肤也含有大量角蛋白。两栖动物依靠皮肤来调节与外界的关系，因此任何损害皮肤的行为都意味着致命的危险。Bd干扰的过程之一是电解质转移，受感染的青蛙实际上相当于患上了心脏病。根据几年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告，Bd造成了有史以来由病原体引起的“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Bd和Pd只是这本《枯萎病：真菌和即将到来的流行病》中描述的两种疾病媒介。另一种是 Cronartium ribicola，通常被称为白松水泡锈病，它已经杀死了美国数百万棵五针松，并几乎消灭了其原生地的西部白松。第四种是镰刀菌（Fusarium odoratissimum），该菌株似乎可能会破坏世界上的香蕉作物。

一般来说，真菌不喜热。Monosson报告说，大多数真菌在12至30摄氏度的温度下茁壮成长。哺乳动物通常将体温维持在这个范围以上（冬眠的蝙蝠是一个例外；当蝙蝠进入冬眠状态时，它们的体温几乎会下降到冰点）。高体温的代价高昂，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卡路里来维持。根据一种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哺乳动物在2亿多年前首次出现，但在最初的1.3亿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走得太远。他们在能量上处于劣势。

然后，大约 6600 万年前，一颗曼哈顿大小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结束了白垩纪时期。这对整个生物体系都有影响，包括最著名的恐龙，但这种破坏对真菌来说却是福音。所谓的“真菌感染-哺乳动物选择”假说认为，哺乳动物在撞击后成为了主导群体，因为冷血爬行动物更容易受到真菌病原体的影响。

大约十年前，这一假设的作者——阿图罗·卡萨德瓦尔（Arturo Casadevall），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微生物学家——提出，气候变化将对真菌施加足够的选择性压力，至少有一些真菌会进化到能够耐受更高的温度。然后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出现了。

耳念珠菌是一种酵母（yeast），是一种单细胞真菌，其行为很像细菌。它于2009年首次被命名，取自一名日本患者耳部分泌物的样本。有趣的是，耳道比人体其他部位温度低；有人认为，这就是真菌的立足点。同样是在 2009 年，这种真菌被发现侵入了韩国三名患者的血液，其中只有一名幸存。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印度、南非和科威特报告了耳念珠菌感染（对于健康人来说，感染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症状；对于老年人和体弱者来说，可能会致命）。分布情况令人困惑；通常在出现突发疾病时（再次参见新冠肺炎），可以追踪传播情况。对于耳念珠菌，新病例似乎或多或少在没有相互接触过的人群中同时出现（研究人员最终确定了四种不同的菌株，他们写道，这些菌株“几乎同时”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大陆）。这种真菌似乎特别擅长在医院中传播。2016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针对美国医疗机构的临床警报”。六个月后，疾控中心报告称，美国发现了第一例耳念珠菌病例。 几名受感染的患者已经死亡，但尚不清楚他们是因真菌还是其他疾病而死的。所有人都有严重的基础疾病。据美国疾控中心称，2017年，该国出现了173例耳念珠菌病例；去年这个数字是2017年的14倍。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类的真菌疾病也很难治疗。这是因为真菌与我们的关系比看起来更密切。与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但与病毒或细菌不同），真菌是真核生物，也就是说，它们的细胞含有明确定义的细胞核。 Monosson解释说，结构上的相似性“使得真菌细胞很难瞄准，并且也难以在不损害我们自身细胞的情况下杀死它们。”目前使用的抗真菌药物只有三类，而抗生素有十几种。

当耳念珠菌接触抗真菌药物时，其起源之谜只会加深。疾病病原体通常在使用药物数十年之后就会产生耐药性。耳念珠菌似乎跳过了一步。2021年夏天美国暴发了两次耳念珠菌疫情——一次在华盛顿特区，另一次在得克萨斯州——事实证明对所有三类抗真菌药物都具有抗药性。“耳念珠菌是一种新型人类病原体，因此没有人能够解释它是如何产生显著的耐药性的，”Monosson写道。

前述霍普金斯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卡萨德瓦尔认为，耳念珠菌正是他所预测的变暖引起的适应的一个例子。在《mBio》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和两位同事假设，这种真菌一直存在，但直到最近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它才进化到在人体中蓬勃发展。虽然受过训练的毒理学家Monosson并没有明确接受这一理论，但她警告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菌感染给其他物种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 到目前为止，人类很幸运，但“我们的运气可能即将耗尽”。

真菌组成了自己的王国，估计有150万种。它们是一个古老而多样化的群体，其成员包括地下室里的霉菌、在面包中发酵的酵母、 意大利面里的牛肝菌、树林里绊倒人的蘑菇。真菌与藻类一起形成地衣。病原体真菌相对较少，事实上，它们大多数甚至对活物不感兴趣。它们是腐生菌，以死者为食的有机体（根据“真菌感染-哺乳动物选择”假说，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小行星撞击后表现得如此出色——尸体到处都是）。

Monosson担心真菌威胁，而澳大利亚生态学家Alison Pouliot则有相反的担忧。她在自己的9月出版的新书《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ushrooms: Forays with Fungi Across Hemispheres》（《与了不起的蘑菇相会： 跨越半球的真菌之旅》）中认为，人们常常对真菌感到恐惧，甚至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焦虑——真菌恐惧症（mycophobia）。

Pouliot承认人们很难理解真菌，更不用说亲近真菌了。它们既非植物也非动物，违背了我们对生物体应如何行为的期望。事实上，它们甚至不像植物和动物那样通过分层添加细胞来发育。相反，它们会伸展自己。

真菌孢子发出所谓的菌丝——形状像软管的非常薄的细胞。虽然单个菌丝太小而看不见，但许多菌丝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网络，称为菌丝体，看起来有点像蜘蛛网。

我们所知道的蘑菇是一些菌丝体在有利条件下形成的生殖结构。在长成一个蘑菇时，菌丝体从周围环境中吸收水分，并以极快的速度膨胀。但菌丝体的重要性远远超出香菇或鸡油菌。所谓的菌根真菌与植物存在共生关系。植物为真菌提供糖分，而真菌的菌丝体就像植物的根部延伸，传递养分和水。据信，这种安排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其重要性难以言喻：人们发现，90%的陆地植物都与真菌相关。近年来，菌根真菌因所谓的“木联网”（wood wide web）而受到相当多的关注。一些科学家认为通过菌根真菌，桦树和山毛榉可以在地下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通过向需要它们的树木分配养分来互相帮助。其他研究真菌的科学家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无稽之谈。

Pouliot担心真菌甚至被自然保护主义者所忽视。她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对如此之多的物种知之甚少，部分原因是人们感觉与菌丝体的联系太少（尽管真菌实际上比植物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忽视真菌就是误解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并忽视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素。”她写道。

《纽约客》环境记者Elizabeth Kolbert对此评论道，Monosson和Pouliot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尽管这些案例相互矛盾。真菌病原体正在增加，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在世界各地迁移了如此多的物种，也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Pd杀死了数百万只蝙蝠；Bd已经杀死了大约数亿只青蛙。三月份，美国疾控中心再次发出有关耳念珠菌的警告，称该病毒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

与此同时，据我们所知，真菌对世界至关重要。没有他们，大部分大陆都将是贫瘠的。我们不会有森林、草原或许多农作物。真菌也是维持生命之轮运转的重要分解者。如果没有腐生菌，死者就会堆积如山。

真菌使我们生病，真菌又维持我们的生存。 无论哪种情况，忽视它们都会带来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