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一段历史差点葬送了大汉

盘点我国盛世大治，汉武盛世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汉武帝在位时期，反击匈奴、开通西域，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繁荣富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简要概括为“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中华帝国版图主体部分得以奠定。对于盛世，我们不作过多讨论，有关的记载实在太多。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汉武盛世和汉武帝其人。

人们常说，天下事有其利则必有一弊。盛世有时候是繁荣是表象，但剥开表层，深入内核，你会发现些许悲歌，甚至有点血腥和残忍。

兵连祸结，国家财政危机，百姓受尽困苦

汉武帝推行诸多改革，其中之一便是强化国家力量，通过军事征伐手段，对外开疆拓土。汉武帝在位期间，南拓闽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连年征战，旷日持久，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人口锐减。每场战争背后都是巨大的伤亡数字。“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列传》)。在对匈奴作战后期，汉军深陷战争泥沼，三次出征匈奴均遭惨败，其中在最后一次征讨中，主将李广利兵败投降，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巨大的伤亡数字背后是无数士卒的抛尸疆场。汉代《铙歌十八曲》之一的《战城南》开篇写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其惨状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人口的锐减，经济缺乏动力，国家很快出现了财政危机。加之，战争是烧钱的机器，战争使国库日益空虚起来。汉朝博士狄山认为“兵者凶器，未易数动。……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同时，《平准书》也有记载“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说明当时的财政危机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为了化解危机，汉武帝又任用桑弘羊等实施经济改革，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从豪强、商人手中夺取财富，导致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穷奢极欲，大兴土木

我们常说秦始皇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其实汉武帝不遑多让。汉武帝登基之初便开始建造陵墓，征募工匠，徭役数万人，前后历时53年，几乎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晋书·索綝传》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晚年命人扩建建章宫，规模宏大，“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三辅黄图》)。建章宫跨城筑有飞阁辇道，城内有太液池、三神山，还铸造铜人，掌捧铜盘玉杯，承接雨露。建章宫出手不凡，耗资巨大更是数不胜数。此外，汉武帝还广储后宫，有夸张说法有1万八千人之多。这些都说明汉武帝专制，满足私欲的一面。

敬鬼神之祀，大搞求仙活动

武帝虽然好儒，但也深受黄老思想影响，“尤敬鬼神之祀”。受方士李少君的诱导，汉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以致“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史记·孝武本纪》)。李少君之后，汉武帝又迷信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搞出了很多荒唐事情。汉武帝46岁的时候，先到黄帝冢祭祀黄帝，又礼登太室山，后出海去求所谓的蓬莱仙人，最后封禅泰山封禅。《史记·封禅书》载：“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皇帝每次出巡都会劳师动众，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内部夺权，引发政治惨案

汉武帝在位后期，宫廷政治诡异多变，因为汉武帝的介入，直接酿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惨案。征和二年，汉武帝居住在建章宫时，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其罪行有二，一是用巫蛊咒武帝，二是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被下狱致死，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也牵连被诛。这案并没有结束。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动用酷刑，众人惊恐之下胡乱指认，数万人竟然因此受到牵连。当时，江充与太子刘据不和，便借机陷害太子。刘据恐惧，便起兵杀江充，遭到汉武的镇压，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因此自杀。武帝幡然醒悟后，又夷江充三族，大行狱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巫蛊之祸牵连数十万人，诛杀数万人，在上层社会造成了极大恐慌，酿成了难以平复的政治危机。巫蛊之祸后，汉家继承人难有起色，西汉王朝步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

关于汉武帝的暗黑历史，司马光评价的比较尖锐，“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事实的确如此，汉武帝时期仍有大量农民破产流亡，齐、楚、燕、赵等地甚至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比较庆幸的是，汉武帝晚年并不昏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其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治国路线也得以改变。这是汉武的高明之处，也是汉武盛世为人称道的原因。所以，司马光又接着评价道“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这不仅是汉武帝的个人之幸，也是大汉帝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