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外交”，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外交体系

柔怀远仁的古代中国外交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内属，在清代，是回部、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和部落，往外一层，则是朝鲜、越南、琉球等朝贡的“藩国”，在乾隆时期，英国和荷兰等国也被视为朝贡国，在此之外的国家，则是域外或敌对国家。

这是古代朝贡体系的基本结构。

作为朝贡关系中最重要的朝贡国之一，越南与朝鲜、琉球一样，将自身视为“中华正统”，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乾隆时代，清朝对越南实施“怀柔远人”的外交策略，清朝考虑到自身利益，1789年战争以后，对越南不再采取军事行动，并要求越南遵守朝贡秩序。作为中国的藩国，越南向中国朝贡，中国就有义务帮它维护它国内的政治统治秩序。

比如越南国内发生民众叛乱、政权变更等事件，清朝就会秉持“字小存亡”的宗主国义务加其以干预。1788-1789年清朝与越南战争就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之后，越南国王阮光平迫于国内外形势，主动向清朝求和，请求恢复双边的朝贡秩序，乾隆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两国从1789年正式恢复朝贡外交关系。1790年，阮光平亲自入华朝贡，前往京城庆祝乾隆八十大寿。

可以说，西山朝时期，越南眼中的中国外交形象，取决于自身的需要，也受制于当时东亚唯一的国际外交体系——朝贡体系，总的来说，这段时期越南使臣构建的中国外交形象，无外乎“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中国，作为对抗者、竞争者的中国两种。

作为朝贡核心的中国

1789年，越南与清朝刚刚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越南方面派遣阮偍、武辉瑨等人入华完成恢复外交关系，向清朝“请罪”等任务。

武辉瑨在到达京城，前往热河觐见乾隆皇帝以后说：“圣世衣裳代甲兵，服人言正匪言征常贡至诚。伊昔海濒犹附国，如今藩服属皇清”，他在《华原随步集》中称赞乾隆皇帝海涵的胸襟，能够以和平取代兵戈，称这样的做法让藩国越南心悦诚服。

如今朝贡关系重新确立，越南将恪守义务常来朝贡，可见他在乾隆帝面前表明了越南诚心归附“皇清”的决心。

阮偍在《华程消遣集》中描述了使臣面见皇帝的场景：“玉帛一庭来万国，衣裳再挽舜尧天”，这段描写的是阮偍随中国的百官一起上朝，只见朝贡国的使臣们云集在大殿前，等待面见皇帝，阮偍于是感叹道：“万方朝觐共依归”，他觉得天朝终究是上国，才能使万方国家一同归附。

第二年，武辉瑨和使团一道再次进京为乾隆帝贺寿，在面见皇帝之前，清廷颁赐给使臣们一套清朝冠服，越南使臣穿戴好以后才去面见皇帝。

武辉瑨在《华程后集》里记载道：“梯航远至乐因依，圣泽霑优自古希，还容邃陛侧莱衣，华躬服饬欣无数”，说自己千里远道而来，有幸沐浴在皇帝的恩泽之下，从古至今都没有如此优待，这让他十分感动，表示自己的遭遇千载难逢，自己穿戴天朝冠服十分荣幸，祝皇帝陛下寿比天齐。

由他构建出的中国外交形象可以推测，越南使臣对穿戴清朝冠服的态度是接受的，甚至感到荣幸。对于清朝颁赐冠服一事，潘辉益写诗谢恩道：“宸居亲睹四知屋，朝列荣叩三品衣，南山厪祝圣人寿，亿载鸿图永受禨”，说自己参观了既热河大内四知屋，又穿戴了天朝的冠服，感觉十分荣幸。

随后，他前往圆明园山高水长阁赴宴，乾隆在圆明园宴请诸位使臣，他详细的记载了当时圆明园赴宴会的情况：首先走过了数个拱门，又乘坐小舟，到宴席地点，一同前往的有王公大臣诸位、各个国家的使臣，走了二里左右，登上清音阁，越南使臣与朝鲜使臣每次都乘坐同一条船。

接着，他描写了前往圆明园赴宴的详细情形，说了自己碰到各国使臣，如何赏戏，皇家如何用各种饮食招待使臣的事情。这些描写说明使臣在圆明园主要是受邀陪皇帝看戏、饮酒。

潘辉益特别详细的记载了在座的有哪些人员，分别有内属的蒙古、回回、青海等部，也有“外藩”像越南朝鲜、缅甸等国。这段描写侧面印证了清朝朝贡体系的构成情况，即清代朝贡制度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国内政治形成了行省与藩部共存的二元治理结构。

延伸到对外关系上就形成了礼部管辖下的传统朝贡国（农耕），与理藩远等机构管理的外国（游牧）并存的二元外交结构，即礼部、内务府主管朝鲜、越南、琉球等“农业”外国的事务，理藩院及地方驻派机构，主管俄罗斯、回部、准部、中亚各国等“游牧”外国。

此外，潘辉益对宴会活动次序的记载，体现了清朝接待使臣的宴会规格之盛大隆重。为此他写道：“远臣两度叨陪侍，德并山高与水长”，称自己两次入中国朝贡，皇帝对越南使臣太过优待，天朝实在是德比山高，他甚至评价道：“天宠优异，从来吾国使华，未有如此之奇”。

皇帝给予越南使臣的礼遇实在是太过优越，以至于让他觉得，越南使华多年，第一次受到那么隆重的待遇，实在让人啧啧称奇。由此可见，中国在越南眼中确实是“天朝上国”的朝贡宗主国形象。

作为对抗对象的中国

在“圣宠优渥”的清朝形象的另外一面，中国是作为越南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和对手而存在的。古代中国常常被越南称之为“北国”，是军事上和政治上常年对抗性的存在。越南虽然是中国的藩国，但国土与中国接壤，时常提防着强大的中国，有着强烈而独特的民族独立意识。

有时候，越南使臣建构的中国形象会脱离朝贡体系集体想象物，表现为构建一些单独从自己国家视角出发，带有“偏见”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同时受制于越南民族自身的利益需求。越南有时需要不仁不义、带有侵略者嘴脸的中国形象来帮自己树立民族独立意识，当他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他们眼中的中国，就是一种“对手”的形象。

武辉瑨曾在《奉撰祭北来阵亡诸将文》一文中说：“尔北来将士等，中土俊髦，大邦瓜距，久荷天心之好治，不识兵怠已百年”，称中国和平日久，军队都不知道怎么战斗了，爆发战斗且清兵损失严重的原因是“因孙氏邀功”，将错误全部推给孙士毅。

武辉瑨说，清兵在战场上遇到象兵，孙士毅害怕于象兵的威势，“自迷师象之凶，，或骇心于遇象”，慌乱不已，指挥不当，于是“把兵家之忌”全部犯遍，胡乱指挥，只顾逃命，最后使清兵或被打散，清兵想要渡过浮桥撤离，但许多都“失脚于断桥头”，武辉瑨对此表示惋惜。

虽然这是一篇悼念清兵的文字，但在描述战况的时候，武辉瑨却对清兵的战斗能力作了贬低性的评价，说清朝多年不打仗，军队没有战斗力，将他们全部描绘成“武力衰弱”的形象，全篇充斥着武辉瑨内心觉得越南打了胜仗的自豪感。

其次，对于自身外交的成就，越南使臣也有夸大之嫌，阮偍曾经说，他起仕后：“皇帝神威桓发，北兵退回，天下大定，其时以鄰交事件为大开紧，公趋侍左右”，阮偍说皇帝（指阮光平）大发神威，所以“北兵”（指清军）才退回，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越南国王大发神威，打退了清兵侵略者。

这是一句带有偏见的描述，跟基本的事实相去甚远，可以理解为越南构建了孱弱的清军形象为自己树立信心。阮偍此番评价，显然与阮光平那篇将清军描述成邪恶侵略军的“檄文”大同小异，都是从越南民族的战争需求出发而构建的中国形象。

阮偍接着说，正因如此，他才负责诸等外交事宜，他观察时局，看准时机，与中国来往国书，不断议和，通过此番努力，才“代干戈以衣裳”，恢复了与中国的邦交，凸显出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是越南使臣对于朝贡体系的独特认识。

潘辉益在《丘温驿》中说：“江山有限分南北，胡越同风一家亲”。他说江山有限，但是分为南和北，此话显然将越南视为与中国对等的“南北对抗”势力，显示出对自己国家实力的自信。又将清朝统治者称为“胡”。

总的来说，这说明虽然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国力强盛，但越南使臣秉持自身独特的朝贡思想，将自身视为中华正统，仍将满清视为夷、胡，且以鄙夷的眼光去看待清朝的满清统治者，认为他们并非中华之正统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