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毒感染艾滋，又陷境外电诈窝点，入狱后她说最后悔没做这件事

因为涉毒感染艾滋，又因为吸毒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还不到四十岁的于荷（化名）后半生可能都要在监狱中度过，而这听上去已经很“戏剧化”的经历还不是于荷体验过的全部。在取保候审期间，她搭上了一辆“贼车”，从此“失联”两年。直到2022年年底，她才被警方从境外解救，脱离电诈窝点。

“我爸爸曾问过我，现在过这种生活开心吗？我无言以对。”

“发生过的一切都已经不能改变，我的感受不是用‘后悔’两个字能总结的。”

“我现在就想多学习、多看书，以后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不至于无话可说。”

日前，在上海市女子监狱，于荷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希望给那些徘徊在法律边缘的人一些警示……

因为吸毒急转直下的人生

没好好读书，是于荷最后悔的事。在本该好好念书的年纪，于荷却结识了一些“朋友”，被他们描绘的花花世界吸引，早早踏上了社会。18岁那年，于荷就在酒吧里尝到了“摇头丸”的威力，“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把小糖果一样的东西放到饮料里，告诉我说吃了后跳舞会更开心。”

兴奋、有使不完的劲，是于荷尝试摇头丸后的第一感受。因为朋友的鼓励，她并不觉得这是件严重的事，更不认为这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伤害。及时行乐，开心就好。年轻的于荷就这样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2009年，于荷离开东北老家来到上海打工。生活工作环境变了，可她的朋友圈没有变，接触最多的依旧是那些带她踏进毒品泥潭的人。而那时，于荷已经开始吸食冰毒。不久，她还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又一次让于荷的命运走向发生了变化。

2013年，于荷怀疑自己怀孕，就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她的确怀孕了。那时于荷已经和男友分手，她还在犹豫是否留下孩子时，一个令她崩溃的消息同时向她砸来——她感染了艾滋。

“我当时听了就昏了过去。”在于荷的认知里，感染艾滋就相当于要死了。但是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感染艾滋，于荷并不确定，她思前想后，最终将一切归咎于男友，“我们都吸毒，可能他在注射的时候感染了然后传给了我。”

孩子无法留下，自己也可能命不久矣。于荷说自己在那段日子里过得浑浑噩噩，不敢将感染艾滋的事告诉任何人，每天就靠毒品麻痹自己。

但出于求生的本能，于荷还是上网查询关于艾滋病的相关信息。在一个互联网医院平台，于荷了解了很多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还得到医生的鼓励，“那位医生很好，他告诉我一切不像我想的那么悲观，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策’，鼓励我吃药控制病情。”在医生的专业建议下，于荷终于找回了一点希望，她回到老家办理了相关手续，开始服药控制病情。

怀孕没多久就因贩毒被抓

如果于荷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不再碰触毒品，或许于荷此刻正和父母在东北老家温馨地围坐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饺子，准备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可惜的是，她没有。

“要戒毒不只是自己不碰毒品，连和毒品有关的人都不能接触。”于荷坦白，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毒友圈”，“他们都说冰毒不会上瘾，怎么可能不上瘾？它带来的心瘾非常严重，有时只要是看到与它有关的人和事物就会想着吸一下。”

虽然不再像最绝望的那段时间一样每天吸毒，可于荷也没有断了毒品。

“吸毒的时候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会很暴躁，也根本不讲信用，说好的事情就是拖拉着不做。”于荷无奈地说，“而且还很影响脑子，我以前记忆力特别好，可是吸那个东西久了，记性就变得很差。”

于荷的记性不太好也体现在了她的讲述中，对于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她都有些模糊。不过，对于两个孩子的事，她却表述得相当清晰。

据于荷所说，2016年，她的病情得到稳定控制后，她又来到上海。那时，她又交了一个男朋友，于荷称他为“大宝她爸”。于荷说，在接受治疗期间她学习了解更多与艾滋相关的知识，也知道自己有机会生下健康的孩子。于是和同样患有艾滋的“大宝她爸”相识后，两人就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2017年的冬天，于荷怀孕了。

然而，于荷怀孕没多久，她就因贩卖毒品被抓获，警方在她的住处搜出大量冰毒。由于怀孕，于荷被取保候审。后来，于荷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哺乳期期间，于荷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同样非常幸运地没有感染艾滋。

两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被于荷的父母带回老家照顾，尽管于荷很不舍得，但为了他们的健康，她不得不放手。而且，她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然而，就在法院要对于荷的案件进行判决的时候，她却失联了。

陷入境外电诈窝点

“我在西双版纳搭了一对夫妻的车，他们说自己是自驾游，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到缅甸小勐拉了。”在于荷的叙述中，2020年七八月，她辗转到云南投奔朋友做生意，不料却上了“贼车”。

于荷被那对夫妻直接送到了一家“公司”，对方说她是被“卖”来的，要于荷给他们干活。而那对夫妇早就不知去处。

“公司的院子都是用铁栏杆拦起来的，看着像做电信诈骗的，我一直不肯做，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另一家公司了。”于荷回忆，第二家公司做的是虚假投资诈骗的“业务”，由于效益不好，不久于荷就又被转卖到第三家公司，她的噩梦也由此开始。

第三家公司做的是“杀猪盘”业务，“业务员”把自己包装成军人，寻找目标对象行骗。

公司对所有“业务员”都有指标要求，比如一周添加多少好友，一个月完成多少万元业绩，完不成指标就要受罚。惩罚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打。于荷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他们打人用的是空心竹竿，专往身上肉多的地方或是下半身打，很疼，但是不致命。”

于荷就是完不成业绩挨打的那一种，她还总想着逃跑，所以身上除了有被打留下的累累伤痕，还有因为从三楼跳下导致手臂骨折的伤痛。

“后来有一次，我想用手机联系家人，但是刚连上公司的网就被发现了，他们很忌讳这个事，说会被定位追踪，所以又把我打了一顿。那次打得太狠了，我大小便失禁，差点要死了，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想到两个孩子和父母，才重新续上那口气……亲情有时候真的很伟大。”于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于荷称，因为那次她伤得太重，公司就让人把她带到其他地方看着，她在那里央求看守她的人借手机给她联系家人。对方看她实在可怜，就同意了。“后来当地警方就找到了我，因为我是网逃，他们把我带走了，过了几天就把我移交给了上海警方。我看到警察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我能活了。”

2022年12月，于荷终于回到了国内。不过，劫后余生的于荷还是要为之前的犯罪付出代价。

在大墙里的反思与希望

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2023年7月，于荷被押送至女子监狱服刑。

进入新收环节的于荷有些紧张和忐忑，见到主管民警后，于荷问的第一句话是：“会不会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被关一辈子的场景。但随后，民警的解释和监区的实际情况让于荷的不安情绪舒缓了下来。

在女子监狱艾滋病监组，服刑人员除了接受相关治疗、服用药物，生活作息与其他服刑人员没有太大不同。主管民警并没有因为她们特殊的身体情况就忽略她们的服刑人员身份，而是更注重运用母亲文化感染服刑人员，让她们在希望中改造。

“在这里我没有感觉到被歧视，队长很关心我们，也很严厉。”于荷说，队长的严厉表现在让她们多学一些东西。而这也是于荷现在最想做的事，“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好好读书，如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一定好好读书，那样就不会接触到那个圈子的人，也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事。”

于荷希望通过学习更多知识充实自己，以后可以跟上孩子的步伐，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更多共同语言。于荷的孩子还不知道她服刑的事，她的父母用善意的谎言隐瞒着事实，但孩子们总有懂事的一天……

于荷说自己服刑以来已经用掉了三十几支笔、十几本本子，都是做上课笔记、阅读摘抄、写感悟心得所用，而她最近看到的印象最深的话是：生活再苦，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要爱自己，才能爱家人。

“为了家人，我会坚持。”过去的种种，于荷已经无法用“后悔”两个字概括，她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终于明白什么是最珍贵的。

来源：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