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虽小，可能比老虎更难搞

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的“钟某燕受贿、洗钱案”。

根据最高法的通报，2010年至2023年，钟海燕利用担任贵阳市某实验小学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及项目承接、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49万余元。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钟海燕将其收取的好处费123万余元，通过转账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

钟海燕海曾荣获贵州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贵阳市先进工作者（劳模），贵阳市“两基”先进工作者；云岩区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的小学校长，贪腐近千万，真的是不敢想象。

还有一个类似的校长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金山中学校长方思金，截留了183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款220750元。疯狂的是，他导演了一场戏：让贫困孩子手持百元大钞对着镜头笑，拍照存档。孩子们拍完照填完表签完字，空手下台，一分钱没拿到。此外，该校2015年秋季还乱收费51191.7元。

截留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教书育人的学校。方思金，真是名如其人。为此，我当时写文章把方思金校长称为“一只疯狂的苍蝇”。

最高法通报了6起“蝇贪蚁腐”的典型案例，肯定还有大量没有通报的典型案例和非典型案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困惑：现在官场的风声这么紧，为什么还有这么疯狂的“苍蝇”？

在我看来，“苍蝇虽小，却比老虎更难搞”。搞，湖南湖北人爱用这个动词，搞定的意思，具体到本文就是拿下、拉下马的意思。

“苍蝇”难搞，个人认为大概有几个原因。首先，反腐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抓了若干“大老虎”，但普通民众距离大老虎太远，参与度极低，几无发言权。距离普通民众近的，就是“苍蝇”。“苍蝇”侵害的最终或者最直接对象是老百姓，但反腐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老百姓的观感并不能左右反腐大局，常常拿“苍蝇”没办法。

县域政治，距离上面也太远，下面很容易弄虚作假应付，上面有时候是假装不知道，有时候是确实不知道。老百姓又很难深入官场拿到确凿的证据，上上访、写写告状信，大多都是情绪的表达而少有有效的证据，往往被忽视或者层层下转，最后转回到了县里。告来告去，“苍蝇”的处置权又回到了苍蝇的孵化基地。

于是，只要县委书记和县纪委不管，“苍蝇”也就还要继续疯狂。

“大老虎”很难打，“苍蝇”有时候更难搞。中纪委查办一个省部级官员，省纪委查办一个地市甚至县官，因为“小团伙”最近成了过街老鼠，即便其他高官与之有染，一般也不敢援手搭救了。这类案件，又大多数是陌生人异地办案，不仅下得去手，还风险小。有时候中纪委把人抓到北京去了，省里市里只知道是中纪委，却不知道是中纪委的谁。

县纪委可不行，一个县城就那么大，县城官场就那么些人，谁不认识谁？你去抓了人，满县城很快就知道了，你怕不怕路上被人蒙头暴打，怕不怕家里人被车撞，怕不怕孩子被人从学校带走？

不难想象，熟人反腐，要比陌生人反腐的顾虑多很多，难度大很多。

另外，县城里的家族政治，这几年被暴露得很多。县城虽小，官场的家族势力却盘根错节，谁没帮过谁，谁没求过谁，谁没在饭局、牌局、K局上遇到过谁？这种满世界都是关系网的情况下，怎么好下手？

还有一点，恐怕不能忽略，那就是过去的大环境。

过去，大环境不堪，不干净的官很多。但一般情况下，越是高层贪腐行为，知道的人越少。所以，打虎的人如何，知道的人极少极少。而且，打虎基本都是陌生人异地办案，彼此完全陌生，打虎的人偶有也不干净的，对方也很难知道，打起来自然放得开。小小县城，“苍蝇甲”被指派去打“苍蝇乙”的几率就比较高了。大家都知根知底，说不定还在同一个粪坑里吃过食，彼此都有对方的把柄和小辫子攥在手里。动了对方，就可能牵扯到自己，怎么打？

有些县市，反腐的会一层层开、一个个传达，但动真格就要你死我活，这时候同在一个粪坑里，“苍蝇甲”自然既不愿意也不敢去动“苍蝇乙”。“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局面，也就出现了。

所以，有些基层官场的反腐，就是“苍蝇打苍蝇”，而且是同一个粪坑里的“苍蝇”，故而打不动、打不下去。若是小小地方出现了一个“蜜蜂”，而这只“蜜蜂”还要想清理清理粪坑，那大大小小的“苍蝇们”可不会轻易答应，就可能群起攻之。曾在湖北巴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就是一个典型。

有些地方的苍蝇们还能如此疯狂，恐怕就有可能是因为粪坑里熟苍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