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货里的丰年

本文转自：九江日报

■ 杨松华

那天，我在鄱阳湖大市场看到了我乡下邻村的花子叔。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后来我回过身试着叫一声，“花子叔！”

他果然回过头来看我，还真是花子叔，他也认出我了。

这是花子叔吗？上身着一件崭新带毛肩的鸭绒袄，脚蹬一双厚底粗皮棕色皮鞋，俨然一副阔佬装扮。他说这是专门进城采购年货来了，我看他手上端着的纸箱里装有板鸭，另外是一些干货和糖果。

我说：“花子叔，几年不见你，咋这么气派了，还变年轻了，我刚才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花子叔嘿嘿笑，越笑越露出一副富态。

如果时间回到20年前，在浪吾堰的堤坝上，终年来回奔波的一个身形黑瘦、穿着邋遢，被附近几个村庄人讥讽为叫花子的中年人，那就是小我父亲4岁的花子叔。花子叔那时真是苦啊，生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全靠他和老婆在家侍弄几亩田地过日子。花子叔没学手艺，不像他村上那些学了泥匠、木匠、篾匠、油漆匠的人不完全依赖土地，生活自然也比花子叔过得好。

因为离开家乡多年，我对花子叔的近况不了解。看他今天的装扮，日子定是过好了。果然，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告诉我，四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了，大儿子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今年，在上海打工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们都要回家过年，这置办年货的钱早给花子叔寄来了。

平时，花子叔和老婆在家带孙子孙女，两个儿子除了给他们寄来生活费，还另给夫妻俩寄工钱——带小孩的工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外的孩子给家中老人寄带小孩子的工资。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问，“这是你要求孩子们寄的？”

“哪是我要求寄，是孩子们非要寄。让我老两口在家一心一意带着小孩。”花子叔说到这儿，又在我面前嘿嘿笑起。看他红光满面的样子，我想他的几个孩子是非常孝顺的。

前年花子叔还种点田地，从去年开始孩子们就不让他种了。两个儿子开始每个月给他们寄钱。孩子们舍得花，两位老人也乐意接受这份心意。

这时，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停下，花子叔冲驾驶室里的司机点点头，然后对我说：“我得上车走了，这车里还有我的一些年货，我租了它直接把这些年货送到家。”

车子开走了，载着花子叔和他这次采购的吃的、用的、孩子们玩的年货。

不用说，今年，是花子叔置办年货的丰年。想起他以前困苦的日子，我真替他高兴。

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父母亲置办年货。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的生活也非常困难，现在想来，每次过年都是一道坎，父母亲除了备置年货，还要给我们兄弟三个添置新衣，还要备办春节期间一些亲戚家里做喜事的礼金和礼品，对于父母亲来说，往往过年都是沉重的一道坎。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亲从集市上备置年货回来，居然买来了几只“地花炮”。那年的除夕晚上，父亲陪着我们在家里放“地花炮”，因为除夕是不能打开大门去外面的。记忆里，这也是我们家第一次买花炮，以前看见村里几个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放过。这种“地花炮”在现在看来，是非常低级又简单的，但那年月，却是孩子在过年放的最高级别的花炮。那个除夕晚上，我家的堂屋被这几只“地花炮”炫耀得五颜六色，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个围成一圈看，我那不到5岁的小弟看到这种能绽开奇光异彩的东西，一次次高兴得拍起小手哇哇叫着。这几只“地花炮”成为那年父母亲年货里的丰年。

我1993年结婚，1994年和父母亲那个家分开过，算来，在我和妻子当家的这二三十年中，哪个是年货的丰年呢？待晚上妻子下班回家一问，她脱口而出，当然是放年猪过年了，我家共放了三次年猪。

我细问妻子是哪三年放的年猪，我不记得了。妻子一一道出：1995年、1997年和2001年。这都是我们在农村生活时放的年猪。原来妻子对年货最深的理解是放年猪——将一只大肉猪留在家里吃，才是那个年代最大的丰年！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置办年货的标准，我都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春节一到，每个家庭兜里都装满了沉甸甸的财富，底气越来越足，对于置办年货已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像花子叔一样欢喜地过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