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因革礼》是记录北宋时期礼制的经典文本

宋代，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史中重要的转型时期，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的同时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统治者对礼制用乐非常重视，除延续唐时期的宫廷礼制音乐外自身也加以增补和完善。

《太常因革礼》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北宋时期的礼制变革，另一方面其文本内容又加入了除传统礼书中“五礼”之外新的篇目，是记录北宋时期礼制的经典文本。

一、北宋时期的礼制用乐的背景

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北宋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印刷业、纺织业、造船业等方面造诣远远高于其他王朝。尽管如此，宋朝的统治仍然存在着“内忧外患”。宋朝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建国，虽一统南北，但是在长期分裂割据战争的影响下前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因此，即使在建国后其疆土依然不断受到金、辽、女真、蒙古等外域民族的攻伐。同时，北宋时期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国内社会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和兵变事件。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提倡以文治国。但大量的冗官与作风腐败也为北宋时期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统治者则希望“通过礼乐制度的恢复与重建来确认权利正当性”。这时，一批拥护王权统治的儒学之士开展了遍及文学、音乐、宗教等领域的崇儒思潮。在政治活动中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他们在思想方面主张“复兴儒学”，并且冲破汉唐以来的束缚，将佛学、道教思想进行融合，提出了以“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在文化方面提出了文学复古的思潮。在音乐文化方面提倡，恢复古制，完善礼典制度。

在提倡尊卑的古代中国“礼乐“贯彻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礼作为强制执行的外力手段，通过日常行为的遵守礼制达到尊卑有序的状态，而乐作为调和人心的手段从思想上心理上约束人民。

宋代对宫廷礼制用乐的重视贯穿始终。统治者认为治国之道中利用乐来调和民心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因此，音乐作为一种维护政治的手段受到了宋代统治者高度的重视。只乐律这一项，宋时期就进行了六次改革。

宋太宗精通音律，创制了五弦阮与九弦琴，九弦琴的九根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而五弦的五弦则代表“金、木、水、火、土”。宋仁宗自己制作乐曲与乐章，创编乐书《景祐乐髓新经》。

不仅如此，宋朝的统治者高举着“复古”、“正雅”的旗帜，将宫廷仪礼音乐运用与各个政治场合中，将仪礼音乐与政治活动紧密的捆绑在一起，利用用乐场合的不同来突显地位的尊卑。利用仪礼音乐的宏大规模来烘托皇家威仪。在仪礼活动中更是运用仪礼音乐的不同用乐节点来配合典礼的顺利完成。

二、《太常因革礼》的编纂

宋代统治者对宫廷仪礼用乐十分重视。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年间命令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依据唐代旧典《大唐开元礼》为蓝本编纂了宋代第一部完备的礼典《开宝通礼》。

《开宝通礼》全书二百卷，后宋真宗，天禧年间又令陈宽主持修纂礼书，由于陈宽还管理礼院的新旧敕文与诏令，分身乏术，故没有编成。天圣初年，王皞将之前的记录的文字编订成书取名《礼阁新编》编修工作于天圣年间编写止于天禧五年，其书二百卷记载了至乾兴年间以前的礼典。

在此基础上，贾昌朝于景祐四年编订《太常新礼》而在庆历三年由于多遗略不能兼收博彩以示后世而不得不暂停使用。其后的皇祐年间，文彦博编纂了《太享明堂记》。嘉祐年间欧阳修纂集散佚，受皇帝之命专门设置专局来编订礼书，礼书编成后英宗赐名《太常因革礼》。记录北宋时期的官修礼书大多都已散佚，唯有《太常因革礼》还留存至今。

《太常因革礼》是宋仁宗时期，欧阳修主持编写的一部礼书。其修纂原因在《太常因革礼序》提及，欧阳修向仁宗阐述了历朝历代礼典的编修情况并提到“文物远观三代而观书於太常者”，只有《开宝通礼》得意完整的保存，其余“颠倒脱落无所考证”。

宋太祖命大臣按照唐代礼书为蓝本纂写《开宝通礼》后已经三朝有余，长久不以当朝的礼法编纂新书怕会使得后人在执行礼法时无可参照而感到困惑，礼乐不能更完整的传承。

欧阳修在任职太常寺时第一次奏请重新编修礼典。在欧阳修上奏后，获得了皇帝的允许。但是，关于礼书的编修工作却不是很顺利，原因是礼院的资料庞杂繁多，整理工作艰辛，而北宋朝廷还没有常设机构用来专门整理礼部文字。

这一时期的北宋朝廷惯例是‘凡事重置局’。换言之，必须要为编纂新的礼书设置专门的机构，任命专人对编修工作负责，否则此事很难完成。针对此问题，宋嘉祐年间，欧阳修上书建议编修礼书之时向先帝推荐苏洵、姚辟等主持编修工作。

当时修建礼书没有常设机构，于是朝廷将苏洵的职衔转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薄领工资。与陈州的县令姚辟一同修纂此书。姚辟、苏洵二人大约用时四年从嘉祐六年七月一直到治平二年九月完成了对《太常因革礼》的编订。

在《太常因革礼序》中还提及到除苏洵姚辟二人外还有同判太常寺到李柬之、吕公著、宋敏求、周梦阳，礼院的吕夏卿、李育，陈绎等七人共同参与修纂。

《太常因革礼》中记录了从北宋建隆年间至嘉祐年间的礼制变化，记录内容“巨细必载”“网络殆尽”。它以宋朝第一本礼书《开宝通礼》为蓝本，秉承原则是“以通礼为主，而记其变”。其书中主要记录北宋建隆年至嘉祐年间的礼制故事，礼法运用等。

不仅如此，《太常因革礼》除了继承传统礼书的“五礼”内容外外还加入了“废礼”“新礼”“庙仪”三卷新的内容。

在编纂宗旨方面，《太常因革礼》的主持编纂者欧阳修在编纂礼典的态度在他主持编纂《新唐书·礼乐志》序文中有提及，虽唐时期的《开元礼》《贞观礼》记录详备但只是通过强大的权利对百姓的行为进行制约，但缺乏礼乐在教化方面的功能，导致唐时期礼乐典制虽然详尽却无法端正人心。

《太常因革礼》将编纂重心放在突出礼制的变革性和历史传承性，而降低其礼典之书本来的政治功用，这时它与其他礼典对比最大的不同之处。

总体来说，欧阳修主持编纂此书是为了编纂礼法故事，记录内容以实录为主，以此达到将宋时期的礼典故事“网络殆尽”令后世有史可查的目的。

三、《太常因革礼》的体例与传承

《太常因革礼》全书有百卷八门一百八十五目，文本为先记录《开宝通礼》的礼法文字，再叙述相较《开宝通礼》中的礼法中变礼部分；如果《太常因革礼》中所记录部分在《开宝通礼》中没有提及就归到“新礼”这一卷中；如果《开宝通礼》中所记录的礼典在“现下”已经不在实施了就归在“废礼”这一卷中。

《太常因革礼》在体例方面不同于传统礼书，主要记录内容不是传统“五礼”的典仪章程而是突出「因革」的概念，更多的是在继承《开宝通礼》的基础上强调现行礼制内容中有所改变的部分。

欧阳修在《因革礼序》中将《开宝通礼》称作“一代之法”由此可见作为北宋第一部官修礼书在欧阳修心中是典章之准绳，所以其上奏皇帝重修礼典时也言明目的：欧阳修修纂《太常因革礼》的目的并不是代替《开宝通礼》成为令后世遵行的礼法典籍，而是弥补《开宝通礼》中记录不详备的地方，从修纂史料的角度出发整理礼典故事资料，以供礼官校考。

正是由于《因革礼》的修书目的与前朝礼典不同造就了开创性的体例形式为后世礼典的编纂体例提供了新的参考。

《太常因革礼》的内容详备，涵盖史料较广。南宋孝宗时期，李壁为此书作的跋中提到，他认为此书在对比之前礼典书籍方面不但求同存异，还在史料保存方面卓越的贡献，有利于礼部资料的整理保存与流传

原来，《太常因革礼序》编纂之一的苏洵认为，自己编纂的是“史书之类”书中记载内容不应该有选择的摘录，而应该“遇事而记”不论善恶局势以记，把对史实善恶的评析交给后人。只有这样才是编纂史书的人应该做到的责任。如果作为史书的编纂者对历史事实进行美化，只去记载好的东西，那是史官自己的失职呀。

结语

总体可知，《太常因革礼》是以史料记载为题，以《开宝通礼》作为比对范本，目的是记录礼典变化。《太常因革礼》的记录内容详备，在其记录过程中突出史料的真实性，为后世真实的了解当时的礼制典仪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同时，由于《太常因革礼》中“主记其变”的文本特殊性也为后世挖掘北宋时期的礼制因革提供了有力的佐证。